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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巨枭-毛人凤-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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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为何不请他来帮忙？”毛万里嘟哝着，戴笠眼里忽然闪出了一丝光，猛地往前探出身子问道：“你五哥在什么地方？”
“家兄现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毛万里觉着戴笠的口气十分郑重，一边回答，一边打量着戴笠的神色。
“他为什么对县政府的工作那么感兴趣？到我这里来不好吗？”戴笠终于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释然之际，脸有点热。
“是的，是的。”毛万里毕竟经事许多，再懵懂也该明白头儿的心意，忙说：“如果是戴先生要他来，他一定会来的，家兄常在我面前称颂戴先生有远见，有魄力，佩服得很”。后面的话显然是毛万里自己的恭维，但附上去，也不算过。戴笠听了，大觉受用，甚至还有些感动，咧着大嘴笑了，二话没说，唤过毛钟新，按毛万里提供的地址，拟了一份电文稿，即刻发了出去，全部加在一起九个字：“祈即来南京一叙为盼。”
戴、毛两人本来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无论谁主动一捅，就能穿隙而过，两载等待之后，终于有了一拍即合的结局。瞧着毛人凤匆匆打点行装，启程的忙碌劲，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熬资格”
1934年暮春，毛人凤揣着戴笠亲笔写的派令，从南京前往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此前，他已正式履行过加入特工的宣誓仪式，并被叙为上尉军衔，这与毛万里的少尉起点相比，显然是高了一层。另外，他听兼理特务处本部庶务的张冠夫介绍，过去特务处刚创建时，各人的薪水都是按资格裁定的。以黄埔军校的出身为例，第一期毕业的，每月80元；第二期毕业的，每月70元；递减至第六期，是每月30元。毛万里来这儿时，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但也只能比照五期生，每月拿40元。而毛人凤初来乍到，戴笠亲自指定他的月薪是90元，足见，戴笠对他的重视与信任。临行前，戴笠又把毛人凤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用意。照戴笠的说法，杭州警校其实相当于特务系统中的“黄埔军校”，凡是他有心栽培的人，都必须先从那里干起，一上任，便有了当先生的身份，而后才算得上正宗。
然而，到达警校后，毛人凤才发觉事实与想象距离甚远。校长赵龙文或许看在戴笠的亲笔派令上，还算客气。顶头上司王孔安却是冷模冷样地毫不假以辞色，指派他一个区区文书之职，整天坐在冷板凳上抄抄写写。特派员办公室里，除了书记长以外，还有一批政治指导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一个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模样，根本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换了别人，简直无法容忍。这时，毛人凤才体会到戴笠临行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慢慢地熬资格吧。”熬资格的日子真不好受，除了要容忍以牌子名义压人的鄙视外，时不时地还要受“夹板”气。说来这也是戴笠自己资格有限（黄埔六期生），且又为人悍狠的结果。这批“黄埔生”当面不敢不敬，背后常拿戴笠引进特务处的江山同乡开涮。毛人凤来到浙江警校不久，就得了“大毛”的绰号。原来，此前已有了“老板”身上“三根毛”的说法。毛万里是一根，再就是戴笠的妻舅毛宗亮与机要秘书毛钟新，现在加上毛人凤，算是“四根毛”了。为了加以区别，这些贫嘴的家伙就把年龄最大的毛宗亮称作“老毛”；年龄最小的毛钟新叫“小毛”；剩下的毛氏兄弟就是“大毛”、“二毛”了。平时，这些奚落人的绰号，让毛万里当面听到，一场争斗决免不了。惟独毛人凤听之受之，神情泰然。时日一久，“大毛”的名头叫顺了嘴，毛人凤三字倒成了生疏的符号。有一天，书记长王孔安在办公室里召集政治指导员们开会，会议进行到中途，校长赵龙文把他找去商量要事，耐不住寂寞的“黄埔生”趁机开起了玩笑，毛人凤自然又是众人取乐的对象。有人说：“大毛，你过去叫毛善徐是不是？还有二毛，叫毛善高是不是？”毛人凤不得已地点点头，眼睛仍盯在笔尖上，“忙”着抄写。那人接着说：“我们乙班有个学生，也是江山人，叫毛善森，大概也是你兄弟吧？”毛人凤一愣，记得本家兄弟中确有个叫毛善森的，怎么他也来了？毛人凤来不及再往下想，不知谁说了一句“我们不就有了一个‘三毛’了吗？”引得一场哄堂大笑。毛人凤嘴角抽了两下，以笑非笑，心里充溢着羞辱。会后，他趁人不注意，跑到乙班，跟那个叫“毛善森”的见了一面，才发觉是冒牌货。这人真名叫毛鸿猷，只因当年报考省立第八师范，借用了毛善森的高小毕业证书，才把本名“丢”了。尽管如此，说法上还是变成了“老板”身上第“五根毛”。对此，毛人凤从不辩解，只在假毛善森毕业后正式登记参加特务组织时，劝他改了名字，叫毛森。这就是日后军统中著名的“浙江三毛”①中的一毛。
对毛人凤在浙江警校“熬资格”的状况，文强（当时是浙江警校的政治指导员）后来有段回忆，他说：“（毛人凤）整天足不出户，不言不笑。不管有事没事，总是默默地守在办公桌旁。大概是由于他埋头工作，给上司留下好印象，一年后被升为记录员。当时，我是警校的政治指导员之一，我每次在特派员办公室参加政治指导员会议，总见毛人凤一言不发地做记录。我们抽烟他不抽，我们喝茶他不喝。会后照例有一顿美餐，也不见他入座。在书记长颐指气使的指挥下，他谦恭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显出十足的奴才相。戴笠身边的人，对他无不冷嘲热讽，而他却安之若泰。”
其实，文强哪里知道，这正是毛人凤的看家本领，心字头上一把刀，只要忍住了，时间不负人，水滴石穿，再蛮横的性子也爆不出火星。有的人甚至还对他产生了好感，点评“五毛”之际，常常说几句“大毛”的好话。新上任的书记长张行琛就是一个。自接替王孔安后，毛人凤踏实勤勉、不喜张扬的工作作风，给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一旦发现有浮皮潦草的情况，就亮出毛人凤，要求大家向他看齐。当时，在警校本部附近，有一块被人称为“租界”的地方，专门用来进行保密程度极高的特工训练，一般人未经特许，是不准出入“租界”的。但由于工作需要，再加上毛人凤寡言沉稳的禀性，张行躁就把进入“租界”传递公文的任务交给了他，在师生员工的眼里，这无疑是陡添神彩的一笔，如果说这一年多的生活中还有点滋润的话，恐怕也就像长不好的甘蔗，末尾梢上有点儿甜。
①“浙江三毛”即毛人凤、毛万里、毛森。
小校股长
1935年初夏，毛人凤接到调令，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任股长，佩少校军衔，这也意味着在浙江警校特派员办公室“熬资格”的日子结束了。
然而，升官并不等于长身价，庙宇大了，菩萨也高。就拿武昌行营来说，其实与“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是一个二合一的班子，说俗了，也就是一套人马挂两块牌子。“剿总副司令”张学良兼行营主任。毛人凤所在的第三科差不多也是这么个架子，同时还有着军事委员会调统局第二处武汉站的牌子。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事实上是这里的头儿，直接领导着担任三科科长的陈郡年。
凭着一年多的警校历练和静心细察的功夫，没过多久，毛人凤便瞧出了其中的一些暗扣。他记得戴笠在阐明特工的含义时，曾连珠炮似他说过一串意思相近的词，所谓：特别任务、特殊任务、特种任务、特种勤务、秘密武器等等。随后去南京特务处本部时，他发现机关不设在复兴社总部所在的明瓦廊，而是单独地偏居在鸡鹅巷53号时，曾有点迷惑不解。现在终于醒悟：
原来，复兴社在各地的分社与特务处在各地的分站，全都是分灶埋锅的，而且明里暗里的关系也不一样。明里看，分社书记长的名头和级别要比特务站长高；暗里，书记长的一举一动，都要受特务站的监督，特务站的事却不能过问，有时甚至连特务站机关设在哪里都不知道。显然，戴笠执掌的复兴社特务处，不仅自立系统，在工作性质上还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和隐密性。
悟到了这一层暗扣，回头再来掂量特务处武汉站的站长周伟龙，不得不刮目相看了。黄埔四期生的底子，宁汉分裂时，他在唐生智部下当宪兵营长，当时，戴笠为蒋介石搜集情报潜入汉口，被周伟龙抓获。戴笠便以黄埔手足、师生之谊劝说他“弃暗投明”，结果周伟龙丢下宪兵营长的官帽，随戴笠一起跑到南京，投靠了蒋介石。自此，戴、周结下厚谊。等到复兴社特务处开山立柜，周伟龙便成了组织中最早的骨干之一。眼下，他明里挂着湖北省警察署长的职，暗里负着特务处武汉站长的责，恃势傲物，眼高过顶，除了对张学良等几个高级官员尚有忌惮外，谁都不放在眼里。面对这样的上司，毛人凤犹觉根基虚浮，几天前看着还令他气壮的少校军衔，比照下来，似乎还不如警校当上尉时的心境，真可谓：庙宇高了金身大，小鬼也须好身量。于是，更加小心谨慎，勤奋工作。一段时间下来，三科的同僚们惊异地发现，新来的毛股长居然是挨训最少的同志，不仅如此，看上去畏怯恭顺的他，还把左邻右舍身上的戗刺都抚平了。
所谓左邻右舍，指的是吃特务饭的同行。偌大一个武昌行营，从事情报工作的部门不止三科一家，其中有政训处，属于蒋介石安插的耳目；有第二科，是张学良把持的情报机构。它们各事其主，互不沟通，偶有龃龉，互不买帐，常常闹得拉破脸皮，形同陌路。就拿政训处来说，过去就多次与第三科“撞车”，但身为正、副处长的贺衷寒和袁守谦，仗着黄埔一期生的牌子，硬把戴笠压得低去一头。可是，自从毛人凤到任后，与政训处打交道，便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见效的招数有二：一是态度上温良恭俭让；二是方式上推崇“合作”，不搞自守门户。只要你主动烧香拜了人家的佛，人家也会把香烛钱送过来。因循此理，再来个依样画葫芦，与二科的关系自然也不难处了。
武汉行营第二科的科长姓陈，叫陈昶新，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到日本的炮兵学校镀过“金”。在武汉行营中流行一种说法：三科的陈郡年是蒋委员长的“耳朵”；二科陈昶新是张主任的“耳朵”，但这两只“耳朵”老是打架。一个上举“中央”的牌照，下靠周伟龙撑腰，总想把陈昶新比下去，另一个呢？自恃是张学良的得意门生（张曾任东北讲武堂监督），奉将门第（其兄陈再新是张作霖手下的猛将），直把陈郡年看作后生小辈，根本不正眼瞧一下。毛人凤来到后，情形就不同了，他见到佩戴上校领章的陈昶新，不管对方如何面带严霜，总是毕恭毕敬地行礼，表现了十二分的尊重，时间一长，冰消雪融，换来了好态度。随后有了合作的可能。毛人凤常拿一些自己搞来的，诸如东北军内部军官吃空额、卖给养、盗军需、搞腐化之类的情报，通给陈昶新，表示“不见外”。而后，来而不往非礼也，陈昶新也回赠一些他认为毛人凤感兴趣的情报，诸如贺衷寒派到部队里的“政训员”有拉帮结伙、吞黑吃白之类的非法勾当，湖北保警的内部腐化，暗通土匪的情况等等。这样一来，情报源扩大了，耳目灵通了，令戴笠也获益匪浅。戴笠将毛人凤的做法总结成八个字的经验，即“广交朋友，为我所用”加以推广，他本人甚至不惜降尊纡贵，亲自出面跟陈昶新拉交情。其直接结果，固然浓厚了两个情报部门之间的“蜜月”色彩；间接结果，却是抬高了毛人凤在三科的地位。
天生是块特务料
毛人凤所在的武汉行营办公厅第三科，除了秘书、庶务等股室外，真正从事主业的，只有三个股室，它们各有分工。第三股专管“匪情”，负责搜集共产党和红军的情报；第二股专管“行动”，主要以缉捕、暗杀、行凶为主；毛人凤当股长的第一股，专管“防奸”，讲得透彻些，也就是替蒋介石侦伺国民党内的各种异己力量的动态，重点在军队方面。相比之下，“防奸”
一项，更是特殊中的特殊，秘密中的秘密，没有深藏不露的城府，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机灵是干不好的。另外，最最难的，就是甄别情报的用处，能够根据亲疏远近的尺度，恰如其分地递送，否则，不要说干不长，丢乌纱帽、掉脑袋都有可能。
毛人凤谨慎小心、勤勉精细的工作作风，以及圆转恭顺的处世方式都给他带来莫大的好处，但最管用的，也是别人难以企及的本领，却在于他能准确地把握情报的价值，处理时能做到心明如镜、合丝合扣。要点归结起来两句话：首先是当戴笠的“耳目”，其次再是别人的“耳目”。因此，每有情报，浮在面上的，毛人凤就装进档案袋，按照正常的程序，通过陈郡年——周伟龙——戴笠的路线，往上传递。如果是有“特殊”价值的，他就藏在肚子里，等到戴笠来武汉时单独汇报。比如类似贺衷寒手下那些“政训员”的非法勾当，以及由周伟龙控制的湖北保警系统敲诈勒索，暗通土匪、贪污受贿的卑劣行径，他都直接向戴笠汇报，从而使戴笠在与同行的争斗中，有了震慑对手的“秘密武器”。这在戴笠刚刚起步，羽翼尚不丰满，却又踌躇满志的时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为此，戴笠暗地里时时称赞这位老同学，天生是块干特工的料，不仅知道蒋委员长交办的公务，更了解自己要办的“私务”。于是，在戴笠的心中，毛人凤的份量日趋加重，每每去武汉“检查工作”，戴笠与毛人凤单独相处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不久，毛又悄无声息地干了一桩让戴笠十分满意的事。
事情得从特务处对十七路军杨虎城的侦控说起。
杨虎城原属冯玉祥的西北军系统，后来叛冯附蒋，为“中央”立了功劳，“荣任”陕西省的省主席。尽管如此，蒋介石对他仍不放心，利用各种手段进行侦控。杨虎城不甘示弱，明里与蒋周旋，暗里却加紧了反侦控斗争，最后蒋介石忍无可忍，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用邵力子取代了杨虎城。为了避免用招过狠，逼杨走入极端的不良后果，依然保留了杨虎城对十七路军的统辖权力，但要求戴笠进行侦控的力度却加强了，重点是杨与共产党以及冯玉详等反蒋势力的来往。
戴笠为了不辱使命，费尽心机，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打入对手内部的“楔子”，此人就是国民党司法史上以“三次建狱四次坐牢”出名的胡逸民。
胡逸民原籍浙江永康，是老同盟会会员，北伐时出任国民革命军军法官及总司令部军法处执法科长兼监狱科长。“四·一二”政变前后，因与蒋介石有大同乡之谊等关系，一跃而为清党审制委员会主席。没想到爬得太快，遭人眼红，背后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说“胡逸民抓清党，自己的秘书就是共产党！”蒋介石派人一查，属实，唤过来一顿臭骂外加两个巴掌，送进了监狱。后来靠着李烈钩、蒋伯诚等人的说情，又恰逢老蒋新娶宋美龄的好心情，才被释放出来，并且恢复了监狱科长的职务。这职务官儿不大，油水不小，几年里胡通过建造监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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