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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一路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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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因此,像斯通教授一样,研究沃尔玛现象、在肯定它的正面意义同时,也提醒社会注意它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呼吁政府和社会扶助地方经济、寻找对策,学习先进的经营方式,是经济学、社会学等各类学者的责任,而激进地鼓动盲目抗衡,最后未见得就能获取预想中的成效。后者的思维缺陷,是忽略了沃尔玛的成功自有它顺应天时地利人和之处。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1)
一
一个世纪以前,戴屯(Dayton)是田纳西州一个默默无声的小镇。
自从1859年达尔文建立学说,到上世纪初,在美国公立学校的生物学教科书里,达尔文进化论已经是一部重头戏,宗教气氛浓厚的保守南方州也不例外。美国人,包括科学家们,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科学知识似乎可以和平共处。恰如布什总统最近所说,95%的美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国是世界上宗教气氛最浓的国家,也是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进化论教学在美国南方的展开,就是一个证明。
1921年,著名政治家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却发起了一个“反对在公立学校讲授进化论”运动。经过几年努力,他们在本州推动了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任何否定圣经创世说而代之以人类由低等动物进化而成”的法律。它宣布教师在学校教进化论是违法行为。史称《布特勒法》(the Butler law)。
布莱恩曾建议不要将惩罚内容写入该法,但州议员们还是写进了罚款。尽管如此,1925年3月21日田纳西州州长Austin Peay在签署此法案时宣布这只是“象征性法案”。所以此后,该州的学校没有变化,教师还是照讲原来的课本,并不担心受罚。而保守教派民众因推动立法成功,表达了自己反对进化论的立场,而感到满意。
有一个组织却把这个法案“认真”了,这就是成立于1920年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在民间组织多如牛毛的美国,ACLU近百年来独树一帜,名声响亮。它的宗旨是保护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布特勒法》是对进化论教学权利的限制和侵犯,他们就要去帮忙打官司。可要向司法挑战,必须有一个案子告上法庭。现在情况很特别:不是教师不敢教进化论,没有勇敢的人站出来挑战;而是《布特勒法》在田纳西州是个象征性法案,警察并不去抓教进化论的教师。ACLU没有办法,就在田纳西州的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承诺支付诉讼费用,“征”一名教师出来自愿“做被告”。
那是1925年的春天。阿巴拉契山区的戴屯,小镇人并不关心这些。他们正在渡过一个艰难时刻。阿巴拉契山区居民点多半依矿产生存。戴屯的矿业公司刚刚破产,前景莫测。戴屯人十分沮丧。这时镇上来了一个纽约人拉帕耶,来处理矿业公司的破产。这位都市年轻人曾给几个报社写信,表示反对《布特勒法》。5月4日早晨,他偶然在报上看到ACLU的启事,突然念头一闪:这个面对厄运的无名小镇,干吗不借这个事件振兴自己呢?
他兴冲冲地来到镇上的罗宾逊药铺。美国的学校是校董制。校董会都是当地人选出来的,药铺的主人罗宾逊就是校董会主席。他听了这个主意很是兴奋,当即找来了校董会的其他负责人。大家拍手叫好。是啊,这么刺激性话题的官司开审,一定会吸引人来。有人来,小镇就可以有钱挣。经济困境也许能就此摆脱,“为什么不呢?”
他们算算,就数单身的年轻教师斯寇普(John Scops)无牵无挂,最合适当“被告”。他们派人去网球场找来了斯寇普,他当即就答应了。
此事有关宗教和科学,有关思想言论自由,小镇的绅士们完全明白这个案子“挑大”后的新闻性。他们特地拿来照相机,留下“历史性决定”的合影。然后叫来警察。虽然这个“象征性法律”并不要求警察主动执法,可有人坚称自己就是违法,要求被捕,警察只好去开逮捕证。斯寇普则又回到球场。第二天,斯寇普如约被捕,罗宾逊打电话给报社联系ACLU,事情就这么“启动”了。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2)
二
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是一种复杂的科学假说,对于普通人来说,却总是落实到“人是猴子变的”这个并不准确、却很形象的比喻上。对斯寇普违反《布特勒法》一案的审判被称为“猴子审判”,轰动全国。小镇名流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不仅招来了全国的新闻记者、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带来了旅馆饭店客满的好生意,还招来了当时美国出了名最善辩的两个人:来自芝加哥代表被告的名律师戴洛(Clarence Darrow)和作为检方律师的著名政治家布莱恩。
“猴子审判”在1925年炎热夏天开审。首先要判定的,是《布特勒法》本身是否违宪。7月13日,被告律师戴洛作了精彩发言,要求判定《布特勒法》违宪。7月15日,这个要求被洛斯敦法官否决。既然法官判定《布特勒法》不违宪,那么,在第二阶段,就只是要证明被告是否违反《布特勒法》。因此,虽然被告律师戴洛从北方请来了一批科学家和大学教授,准备为进化论辩护,法官却否决了他们的出庭作证。不过在法庭第一阶段,辩方还是充分引用了科学家对进化论的说明。
从7月13日到7月21日,这个审判一共持续了8天。最后,陪审团只花了9分钟就得出了确认被告违法的结论。然而,对于检辩双方的律师来说,法庭审判的结果是不重要的。站在戴屯的法庭上,通过新闻传媒,他们面对的是整个美国,他们在留下历史记录。
被告律师戴洛的演说尽管没有布鲁诺、伽利略面对死亡威胁的悲壮,却同样铿锵有力:“假如今天,我们容许‘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成为罪名,那么明天,在私立学校这样做也会成为罪名,而明年,在教堂的讲台上宣讲也会成为罪名。下一次的法庭上,我们禁止的就将是书本和报纸。无知和狂热总是在骚动、总是需要吞噬的,总是贪婪和要吞噬更多的东西。今天吞噬的是公立学校的教师,明天是私立学校的教师,再下面就是牧师和演讲者、杂志、书本和报纸。尊敬的法官,这是在鼓动人与人之间对抗,信念与信念对抗,如此下去,直到有一天,伴随着飘扬的旗帜和敲击着的鼓点,我们会倒退到16世纪的光荣时代,在那里,盲从者点燃薪柴,烧死任何一个敢于将知识、启迪和文化带给人类头脑的人。”
法庭呈证的最后一天,经验老到的刑事辩护律师戴洛,居然要求检方律师布莱恩作为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布莱恩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出名的善辩,但是已经有30年没有从事律师工作。这次他落入了戴洛设定的圈套。法庭对于证人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你只能对提出的问题作“是”或者“不是”的直接回答,你不能随意地详尽阐述自己。那是南方最炎热的7月中旬,当时还没有空调设备,热到如此地步,法官不得不宣布在室外一棵大橡树树荫下的草坪上开庭,上千民众把四周“旁听席”围得水泄不通。戴洛知道布莱恩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利用人们对《圣经》中一些传说的疑惑,通过法庭提问,用一个个《圣经》传说里的问题来“煎烤”布莱恩。他用这个办法让布莱恩表现得“愚昧”,一直到法官判定被告律师是在“骚扰证人”而宣布停止作证。
布莱恩有严重的糖尿病。在夏天的闷热里,他一杯杯地喝着凉水。他没有律师现场操作的经验,他知道,在作证阶段,他还不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在最后,有一个双方律师分别结辩陈述的程序,那是可以全面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所以,从此案一开始,他就在认真准备这个陈述。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在最后一刻,戴洛耍了一个“程序性策略”,他宣布放弃他的结辩演说。这样,鉴于双方权利对等的原则,布莱恩也失去了最后陈述的机会。
最后,被告斯寇普被判罚100美元。该案上诉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1927年1月,州最高法院以不符合程序为理由推翻了对斯寇普的判决,却并没有否决《布特勒法》。同时,州最高法院指示,为了维持田纳西州的宁静与尊严,任何检察官不得以该法再起诉任何人。使得《布特勒法》真正如布莱恩当初所建议的,成了一个非惩治的彻底的“象征性法案”。
戴洛一方,是典型的输了官司却赢得全国称道,成为“反现代宗教裁判”的著名案例,并以此流传,成为后世熟悉的故事。审判结束5天以后,1925年7月26日,在参加一场教堂弥撒后,睡眠中的布莱恩再也没有醒来。他被描述成一个悲剧性的负面人物,巴尔蒂摩太阳报的名记者曼肯(Henry Louis Mencken)对布莱恩“生命发端于一个英雄,结束于一个小丑”的评介,也广泛流传开来。
第二部分 走路(二)重新审视猴子审判案(3)
三
1年以后,布莱恩至死也没有能面向全国发出的《最后的演说》出版了。可是,事过境迁,再加上媒体倾向于被告,它并没有得到注意。布莱恩当年到底要说什么?如果我们今天仅仅用科学与宗教的对峙来看待这个事件,而不去深掘出它的历史背景,我们也许会遗漏一些历史教训。在布莱恩的法庭辩论以及最后的演说中,有大量为宗教辩护的内容,然而,同时他也表达了清楚的超越宗教范围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不应该忽略的。
即使是最贬低布莱恩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生命“发端于一个英雄”。布莱恩在政坛上几乎是一个神童。美国宪法规定总统的最低年龄是35岁,布莱恩刚满36岁就成为总统候选人。在他一生中,虽然从未当选总统,却总共有三次成为总统候选人。他被看作“英雄”,是因为他始终站在历史进步的一端,在当时的人看来,甚至还有一些超前。从19世纪末,他就开始反对财团的腐败,呼吁妇女的选举权,代表底层工人、农民的利益。他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普通人”。年轻的布莱恩非常英俊,是出名的银嗓子,他的政治演说和他的理念,都有着很强的感染力。只要是对美国稍有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三次入选的总统候选人,会轻易否定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有关公民权利的思想言论自由。
事实上,在达尔文学说刚刚出现的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布莱恩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已经习惯宗教与科学的互容。一开始,他一直是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进化论的。此后,达尔文进化论中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越来越普遍地被人们接受,被尼采等德国哲学家推向极端,这一切逐渐使布莱恩感到不安。他说:“达尔文学说声称,人类是在仇恨法则的作用下达到现在的完善程度的。进化论是一种没有怜悯心的法则,按照这种法则,强者群起杀死弱者。”他认为《圣经》是反击这种没有怜悯心法则的“爱的法则”。这正是他在未能发表的结辩演说中的重要内容——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
在100年前的20世纪初,清晰而道德中性的现代自然科学观念,事实上还没有形成。布莱恩所批评的,正是达尔文不应该把人类社会问题和动物进化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他引用了达尔文1871年的论述,达尔文说:
在原始状态里,身体和精神上的弱者很快就灭绝了;存活下来的一般都显示出健康活力。另一方面,我们文明人,却尽其所能地抵挡这种淘汰过程;我们为低能儿、残废人和病人设立庇护所;我们设立贫穷救济法案;我们的医务人员竭尽其技能救助每个人的生命直至最后一刻。有理由相信,牛痘疫苗救下了成千上万以前会死于天花的人的生命。这样,文明社会的较弱的成员也在繁衍他们那种人。任何曾经饲养过家畜的人都不会怀疑,这样做会极大地伤害人类种族。不注意这个问题,或者处理不对头,那么一点不奇怪,这会导致家畜品种的退化;几乎没有人会如此粗疏大意而任凭他的不好的牲畜繁殖后代,可是人类对自己这个品种却开了例外。
生物进化论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假说,它第一次把人类和动物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人”的冲击,是前所未有的。人们在发现、研究、接受它的初期,很自然地会从进化论的角度,思考动物世界和人类世界的关系,甚至扩大外延,试图让人类社会延用动物世界的法则,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当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包涵的危险性,这种趋势非常容易从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向尼采的“超人”,也走向种族主义,甚至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作为美国中学生物学课本主体的进化论教育,也是如此。戴屯的中学所用的生物学课本,是1914年在纽约出版的《亨氏普通生物学》(《Civic Biology》Hunter; George William)。这是田纳西州,也是美国很多学校普遍使用的一本教材。
这本教材在介绍了“自然竞争和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健康、体质和头脑强健者取胜”的生物进化理论之后,就将它引向人类社会。它指出,达尔文“给我们今天世界的进步提供了理论证明”。当时的进化论研究者普遍涉及的、非常容易失控而走向种族主义的人种问题,在教科书中也同样有所反应。《亨氏普通生物学》在“人类的种族”一章中,例举了5种“在本性和社会习惯方面,其基本构成都各自大不相同”的种族:
发源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和黑人类型;太平洋岛的棕色种族;美洲印地安人;蒙古及黄种人,包括中国、日本和爱斯基摩人;最后,也是所有类型中最高的类型,白人,由欧洲及美洲的文明白人居民为代表。
经社会达尔文主义推论,带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优生学”,成为必然结果。在同一本教科书中,在“人的改进”标题下,提出了通过生物进化“选择”的法则,“对未来人的种族进行改进”。课本中的“优生”理论,不仅仅讨论疾病和低能的遗传,还列出了后来恶名昭著的道格代尔(Dugdale)和哥达德(Goddard) 调查报告,他们的调查“发现”:犯罪、酗酒、贫穷和娼妓,都是可以遗传的。
于是,在“寄生和社会代价”一节,课本这样教育孩子:“大量上述的家庭在今天存在着,向全国散布疾病、道德败坏和犯罪行为就像某些特定的动物和植物,寄生在别的动物和植物身上,这些家庭成为社会的寄生者。”接下来,在“救治”一节,课本作者指出,“救治”这些社会问题的“优生”方法是:“假如这些人是低等动物,我们大概就杀死他们,以防止他们扩散。人道主义不容许这样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用庇护所、隔离区这样种种方式防止生殖交叉,使得一个低等堕落退化的种族也可以生活着。”
布莱恩强烈谴责社会达尔文主义“不道德”,指责这样的“进化理论”,把“丛林法则”引入社会,只谈弱肉强食而从来不谈人的合作,指责它把带有种族歧视、贫穷歧视、对弱势群体歧视的所谓“优生”,作为人类适应自然的惟一方式。
当时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快被一些德国哲学家接过去,用于解释战争的起因,标榜战争是“为了人类的生存而举行的进化战”。事实上,这个理论的恶意推进和在德国得到刻意宣扬教育,成为民众支持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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