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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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遗憾德国的失败，实际上，我非常高兴，纳粹这个反人类的集团终于有　了他们自己该得的报应。而希特勒做为这个国家这个势力的代表，是人也好，是魔　鬼也罢，永远都应该钉在人类的耻辱柱上，让人类在不冷静的时候有个参照物，知　道针对人类自身的罪行，应该有个什么下场。


而如今有种论调，认为德国战后负罪的态度比较好，对德国百姓，似乎应该稍　微宽容一些；认为在二战中，德国人民也遭受了惨重的损失；更有甚者，会拿一些　德国妇孺的悲惨遭遇为据，谈论战争的残忍，甚至论说正义力量是否有必要如此血　腥。特别是涉及苏联这个国家，特别是涉及斯大林这个人物，厌恶共产主义的论说　家们就更加喜欢谈论人道了——倒是似乎很少有人说巴顿是屠夫，杜鲁门是凶手，　虽然美军也打下了一半德国的江山——总有一些狗喜欢挑人狂吠，不说也罢。


的确，关于战败国平民的悲惨遭遇特别容易引起争论，也是最容易迷惑人的。　在这个时候，人道二字似乎就开始适用于全人类了。是啊，他们没有动手进行种族　灭绝，没有开枪打死盟军士兵，战后他们只有象狗一样地四处找食果腹，完全失去　了他们的家园，等等。
　







面对这样的说法，我只能说，狗　P。希特勒这样的魔王能够统治德国，进而糟　践了整个人类社会，难道，身为所谓平民的德国普通老百姓，就真的没有一点责任　么？


以前看到过这样一个观点，我深有同感。希特勒能够登顶并且顺利统治德国十　多年，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一个完整的遴选机制选择出来的。


这个机制里，包括对凡尔赛和约深恶痛绝的容克地主财团，包括对德国军队的　光荣精神不复存在而痛心疾首的普鲁士军官团，也包括由于接受制裁赔款、生活水　准一落千丈而愤愤不平的柏林市民，还包括对德皇时代的辉煌光彩恋恋不舍的普通　百姓。在这样一个由社会各阶层复合而成的遴选机制里，只有最大限度符合总需求　的候选人，才会真正脱颖而出扶摇直上，最终成为他们的领导。


任何做不到鼓动人民憧憬复兴前景、做不到坚决废约止赔、做不到扩大生产刺　激内需、做不到重整军备……的候选人，都是不合格的，只有遭到淘汰。特别是，　当这个候选人有了些传奇经历，比如参加过一战，比如坐过监狱，比如举办过奥运　会，又能言善辩，写过理论性著作的话，民众对他的狂热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一　战后晦暗的德国，正需要这么一个人。即便他不是阿道夫？希特勒，也迟早会选出　另一个阿道？希特。


而将以上的一切实现之后，德国除了侵略别国以外，还有其它的道路好走么？　一条断了链子、武装到牙齿的疯狗，能够指望它老老实实地不去撕扯邻居么


不是希特勒天纵骄才，一出现就铁定要在德国飞黄腾达；而是德国的领导层注　定要出现这样的人物，再选一千次一万次，结果也是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年的德国没有无辜的人，特别是有了投票权的所有德国人　。　谁能说，他们不知道纳粹要上台？谁能说，自己家里没有与纳粹政权有关的亲属，　从政府官员到军人到公务员？谁能说，自己不期望一个至少在宣传里说的那样更强　大的德国？谁能说，他们不知道纳粹的理想，不知道纳粹将来会发展成一个嗜血的　狂魔？


特别是最后一点。大凡领袖，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观点。　希特勒也是，还在坐牢的时候，就敢写出在当时绝对属于反动的《我的奋斗》。这　本纳粹的圣经，再明白不过地指明了希特勒的理想：犹太人是劣等民族，斯拉夫人　是劣等民族，盎格鲁…萨克逊人也好不到哪去，世界上只有日耳曼人才是优等民族；　日耳曼人必须用剑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劣等民族必须从世界上清除……


联想到纳粹时代，新婚的德国人送礼都是人手一本《我的奋斗》，而这本书的　印量完全是个天文数字——谁还敢说，自己是清白的，对纳粹的政治暴行理论毫不　知情？何况，纳粹完全统治德国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在这么久的时间里，清　白的人们啊，你们在做什么？

有人会说，以个人之力，是无法与暴政对抗的。因此，很多人在中间其实不得
　







已的——要我说，那么苏联基辅无辜被德军炮火炸死的妇女儿童又惹谁了？冰冷的　大西洋上随客轮而沉没的平民又惹谁了？如果非说不得已，还不如称之为“沉默的　不否认”更合适。而沉默的不否认，和沉默的承认到底有什么区别？仅仅区别在自　己的良心是否好过一点么？


所以，我毫不同情因战火而被蹂躏的德国百姓。没有他们的支持，纳粹不会有　如此的统治根基；没有他们被洗脑后盲目的狂热，希特勒根本什么也做不到。正因　如此，在算总帐的时候，德国的那一代百姓，根本就没有要求被赦免的资格。战争　因德国而起，德国为此承受的一切牺牲和损失，只能算是它的咎由自取。

的确还是那句话：活该。



从左右之争到上下之争


“五月革命”又来了吗？席卷法国的学潮再次把世界目光引到了巴黎的“街头　政治”上。3月18日，法国各地大约有150万名示威者走上街头，抗议德维尔潘政府　近期出台的　CPE（首次雇用合同）法案，部分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工会与学生　领袖还向政府下达了48小时最后通牒，否则他们将发动全国总罢工。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末以来，法国经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法国的失业率始终　在10％左右徘徊，而25岁以下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则接近四分之一，无疑它已成为法　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此基础上，德维尔潘推出　CPE（首次雇用合同）　以着手解决青年就业问题。

然而，近日来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法国防暴警察与学生在索邦大学内外发　生激烈冲突，索邦广场外的部分书店和咖啡店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人们不约　而同地拿这次学潮与1968年的“五月风暴”相提并论，而法国媒体也认为，尽管德　维尔潘表现出了誓不低头的勇气，但是此次抗议事件是他上任以来面临的最大危　机。

一、以平常心看“街头政治”


中国人不太习惯看到法国眼花缭乱的“街头政治”。所以，每当在电视或报章　里看到巴黎街头，或全法境内出现规模较大的工潮或学潮时，一些人便以为法国要　天下大乱了。除了最近的法国学生反对德维尔潘政府的　CPE（首次雇佣合同）法案　的运动外，大家记忆犹新的大概就是去年底的那场法国骚乱。

谈到那场骚乱，记得当时我的一位巴黎同学十分生气。此公对“五月风暴”素　来嗤之以鼻，并断言今日法国的“街头政治”，已经沦落为一种少数人操纵多数人　的政治。一方面是因为有些人的过激行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众媒体铺天盖地、　断章取义的报道　“我在巴黎天天上下班，没见到一点骚乱的迹象。然而，如果只　是看看　BBC　的那些报道，不明就里的人会以为法国现在发生了内战　”
　







换言之，无论媒体多么发达，它能给人们的，永远是一个“二手的世界”。正　是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媒体的这种不自觉的信息过滤（或新闻操作），使我们能了解　到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的生活，永远是那些在“自杀性爆炸事件”、“圣战”、“哈　马斯”等词语笼罩下的生活。在大众传播时代，媒体对暴力事件的“过滤关注”，　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滋养了暴力。一方面，那些恐怖分子以及社会秩序的扰乱者，　为了赢得媒体的支持，会放大自己的行为，而这种关注，实际上赋予了暴力行为某　种正当性。另一方面，如西方人所说　“对某人而言是恐怖分子，对另一些人而言　却是自由　战　士　”当人们乐于争论“恐怖分子”和“自由战士”的正义与区别时，　实际都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对暴力施以同情。

媒体的报道热衷记录的总是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譬如说，同样是在记录　日常生活，记者们对于游行者的关注程度显然会多于那些不游行的人；同样是在游　行队伍中，学生与警察的冲突会总是最先撞入记者的镜头，而那些牵着狗在游行队　伍里悠闲散步的人，那些因为吸食毒品在大街上打转的人，那些将大街当成流动咖　啡馆的人，那些参加“Pute　Pride”（妓女游行）要求取消萨科奇禁娼法案的人却　很少有人大张旗鼓地在报道中提及。历史仿佛给所有英雄人物都备好了交椅，让他　们在发黄的书页里谈笑风生，新闻里报道的总是一些大事情，然而事实上，天下人　每天都在围着小事情转。如果不能设身处地地体会法国“街头政治”，难免会认为　法国的政治已经濒于崩溃。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的这些透过媒体转述的信息，不　过是法国政治生活或者社会生活里平常的一幕。当它们被过滤并被集中起来，仿佛　真的要天下大乱了。

然而，事实上天下有可能亏损，但没有大乱。


二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政治心理学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无疑有助于我们分析许多群体行为，它既　适合分析那些被政府绑架的人民，也适合分析那些被制度绑架的“体制运营官”。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又称为人质情结，指的是被绑架　的人质对于绑架者产生某种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绑架者的一种情结。从本质上说　，　也是绑架者驯服了人质。

1973年8月23日，两名劫匪闯进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打劫，之后扣　押六位银行职员当人质。六天以后，绑匪被制服，人质获救。出乎意料的是，人质　在被救出以后，并不为此高兴，反而对警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更让人惊奇的是，　其中一位人质竟然爱上了绑匪，跑到监狱里要与他私订终身，而另一位则搞了一个　救援基金会，四处筹钱请律师为绑匪脱罪。

在心理学上，人们将这种匪夷所思的心理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　理研究表明，产生这种疾病主要有以下四个条件：
条件　A。　人质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条件　B。　人质处于某种绝望之中；
条件　C。　人质所获得的信息只能是绑匪给他们的“一面理”信息；　条件　D。　人质会得到绑匪的恩惠。
　







这个心理效应是十分有用的。它可以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一个专制王朝即将崩　溃的时代，处于万人之上的君王（比如慈禧）何以会拒绝维新。如果我们能援引上　述四个条件加以分析，不难发现，那些没落君王不过是旧制度的人质：

其一、改革旧制将君王置于风口浪尖，他既可能受害于保守势力，也可能受害　于革新势力（条件　A）；
其二、君王对于成长起来的改革力量没有信心，认为在众多选择中维护旧制是　最好的（条件　B）；
其三、君王所拥有的是经过传统教化和过滤的知识，而缺少世界图景下面向未　来的、开放的知识体系（条件　C）；
其四、君王是旧制度的受益者，即使天下危如累卵，自己仍然能享受到旧制度　的不少好处（条件　D）。

柏杨在《中国人史纲》里提到一个瓶颈危机　“……任何王朝政权，当它建立　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在进入瓶颈的　狭道时，除非统治阶层有高度的智慧和能力，他们无法避免遭受到足以使他们前功　尽弃，也就是足以使们国破家亡的瓶颈危机　”究其原因，主要是“人民还没有养　成效忠的心理惯性作用　”从这方面说，效忠也是可以通过“暴力＋驯养”来实现的　。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看到，清初面对剃发令（“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时，汉　民掀起了“头可断，发决不可雉”的“护发不留头”运动；及至清末，当革命党人　要割辫子时，许多汉民誓死不从，宁可“留辫不留头”。如果我们用斯德哥尔摩综　合症来解释，这不过是一种“生米做成熟饭”式的忠贞，一种虐恋后的“嫁鸡随鸡”。

透过上述一系列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当以君王为首的统治者成为旧制度的人　质，当民众臣服于统治者时，后者实际上是遭受了双重绑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说，一个旧时代的终结意味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被解放；而改革同样意味着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解放。

今日，倘使我们仔细审视法国时事政治与社会风潮，不难看出，从政治或社会　心理上说，法国的青年已经或多或少地患上了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时代在发展　，　当旧政策让法国面临被边缘化的命运，一点点吞噬法国人的活力时，法国人仍然死　守既有的一切，不肯为一个时代的进步做出半点让步。在这次关于“CPE”法案的　抗议声中，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PRECARITE（不安定　”。在这些法国人看来，　改革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安定，使自己的生活得不到保障，因此对改革没有信心，而　这种信心的丧失最后完成了一个逻辑转换，即改革代表着一种恶意。而患上斯德哥　尔摩综合症的另一个表现则是：这些年轻人看到的永远是他们从旧政策中得到的一　点恩惠，他们对改革可能带来的好东西视而不见或有意忽略。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　相信，为将来作长远打算那是政治家们之间的肮脏事。

三　、“左右之争”与“上下之争”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左右共治”被人们称作政治奇观　“左右共治”指的是　共同掌管国家行政权的总统和总理分属不同政治派别的情况。比如说1997年　开　始　，　法国总理、左翼社会党人若斯潘与右翼总统希拉克共同执政，形成了法国第五共和　国历史上最长的“左右共治”时期。法国人将这种“共治”称为　Cohabitation（同
　







居）。

第一次“左右同居”出现在1986年。从选民的政治心理来看，这一年应该说是　具有标杆意义的一年。法国人热衷于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性的活动，然而对于职业政　治家多有抵触情绪。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一个败坏名声的行当。由于对政治的广泛　的不信任，一些选民便倾向于最大可能地运用自己的选票来“瓦解统治阶级”。他　们热衷于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搞权力平衡——让左右两派相互掣肘，防止权力过分　集中。然而，由于总统和政府各归其主（党派），囿于各自的政治立场与偏见，必　然造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貌合神离，使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使国家政治效率　低下，使迫在眉睫的改革无法推行。2002年，希拉克在蝉联总统后任命拉法兰为总　理，建立右翼临时政府。右翼大获全胜，间接说明了法国人否定了过去５年间的“左　右共治”的否定。

政治人物之间互相拆台是显而易见的。比如说眼下，正当德维尔潘为　CPE　法案　忙得焦头烂额，一些另有所图的在野党已经开始蠢蠢欲动，四处煽风点火。同样，　即使是同一个党派内部，也难免有分歧。法国的　CANAL＋的木偶新闻剧近日嘲笑内　务部长萨科奇先生（德维尔潘2007年总统选举的对手）在整个事件中离心离德——　这位“民意榜头排”命令警察上街维持秩序，自己却混进人群朝警察抛石头。

近年来，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法国危机日重，并着手促进改革。然而，事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