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春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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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工商之中出现了大商人，开始对政事有所影响，譬如小说中庆夫人和孔子的弟子的端木赐（子贡）。　　　
　　二是庶民逐渐进入了战争，甚至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　　　
　　春秋时期的战争一开始是贵族专有的特权，将领和士卒是由贵族担任，庶民是无法参加的。至于庶民何时开始有从军的权力，无确切的史类记载。我想，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作州兵”时，庶民既然承担军赋，便可能开始参于战事。至少在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文公增置“三行”（步卒）时，这些步卒应该已有庶民在内。公元前４９３年，赵鞅（赵简子）攻范氏和齐郑之兵时，誓“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可见庶民已经从军为卒了。“遂”即“仕进”，即是担任官职的意思。从赵鞅之誓中，可见庶民可以因军功而担任官职（公职）了。　　　
　　到了本书故事的年间，庶民担任公职、或者跟随贵族任家臣已经并不罕见，这些人实则已进入了“士”的行业。　　　
　　③士　　　
　　士阶层是中国历代社会中最有特色的一个阶层，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变数和动因，整个战国时期的主要政事变化，绝大多数是士造成的。　　　
　　士应该是随着乡遂和国野的分化而产生的，早期的士大抵是有官职的人，且多是武职。战国时文人在政治上的作用渐著，所以到了后来，士成了文人的代称。　　　
　　春秋时期的士应该有三类，一是卿大夫家中非嫡系的庶孳子孙，二是卿大夫身边的家臣和武士，三是城郊的国人中的少部分。他们没有采邑，没有卿大夫那样的“家”、“室”，属于自由人，因而对官职的依赖很大　　　
　　从政事上论，春秋时代是“卿大夫社会”，“士”为低级贵族；战国时代是“士的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因此有了“布衣卿相”的说法。　　　
　　在春秋战国之交，即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士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依附贵族的家臣和武士在政治舞台上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另一部分士由“国人”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地主或庶人，成为小农经济中的代表。另一个变化是，士由武职逐渐向文职转变，孔子及其弟子是最显著的例子，而且从春秋后期开始，已经有了无职的游士。　　　
　　士不仅可以担任公职，也可担任卿大夫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庶民若无战功则不能任职。春秋后期容易上升是贵族家中的家臣和武士，在春秋战国之交，文士的地位开始激剧上升。小说中的赵悦、蒙猎是有职的士，平启、招来是无职的士。　　　
　　春秋时期的大多时候，士阶层中间表现最合跃的是武士，譬如以鱼肠剑刺杀吴王僚的专诸一类，春秋后期时，家臣的作用便越来越突出，譬如鲁国的南蒯、阳虎等人，而且士中间的文士逐渐重要。　　　
　　此时，士变成贵族还是很难的，各阶层的等级之分仍然十分森严，真正由士能变成贵族（不同于世袭的卿大夫），是魏文侯开创“布衣卿相”之后的事，那已是战国时期了。　　　
　　本书故事中对士的描写，试图体现出春秋战国之交这种士的变化。虽然小说中以武事为主，但在伍封家中担任地位较高、作用较大的士都是文士，如冉雍、吴舟等人，公冶长、墨爱等人虽然也习武，但在小说中还是文官的职事为主。　　　
　　伍傲由武士变为文士，最能表现春秋战国之交士由武职向文职的转变。　　　
　　平启和招来都是无职的士，赵悦、蒙猎和招来弃公职而事伍封家中为家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因为此时担任公职的士是很难升迁的。吴舟只算是小吏，却也因此能于冉雍、玄菟灵和伍傲等列为重要家臣，由庶民而变成身份重要的士，这是很难得的。　　　
　　小说中的伍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除了因为他本身的武勇、智慧和权变之外，他重用各种各样的人才也是十分重要的，譬如圉公阳、庖丁刀这样的人，甚至被当时社会视为微不足道的女人，伍封也能以各种方式重用其专长，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④卿大夫　　　
　　以卿大夫为主的贵族大多是世袭（士也有世袭的），是春秋时期政事的主要作用者，他们不仅有采邑，还有家臣和家兵，与采邑内的人们有一种私人的统治关系。卿大夫的世家大族的历史与所在国的政治发展不仅联系紧密，而且贯穿于首尾。　　　
　　春秋时期卿大夫也有不少变化，影响政事的最早是王侯公室的子弟为主，后来渐渐以非公室的世袭家族为主。春秋后期，各国的政权很多已经流入了卿大夫的手中，晋国的六卿、齐国的田（陈）氏、鲁国的三桓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到战国时，赵、魏、韩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便是卿大夫专权的结果。　　　
　　一方面是卿大夫威逼公室，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卿大夫被消灭，子孙沦落为士甚至庶民，这是列国中各家争权夺利的结果。　　　
　　伍氏从伍参开始，是在楚国传了三世的贵族，但伍氏灭亡，伍子胥却带着公子胜逃到了吴国，“耕于鄙”，后来当了相国，恢复了贵族身份，死前将儿子带到了齐国，托附给鲍氏，才使儿子不至如被杀害，也不必“耕为鄙”，仍能保留其贵族的身份，这个儿子便是小说的主人公伍封；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流亡齐国，子孙“耕于齐”，变成了庶人；晋国早先的许多贵族之中，大多败亡，栾氏、狐氏等等子孙变成庶民，甚至有的给人当“皂”（卫士）。　　　
　　小说中的白公胜变成了“士”（据史载多说他兵败自尽）、国氏、高氏败亡灭族、晏氏无嗣、鲍氏沦落、吴灭后吴国贵族全部失去了贵族身份、齐国田氏自割邑地使采邑超出齐平公自领之地等等，都表现卿大夫的这种变化，伍封远游海上，也象征着春秋时期的世族制度开始灭亡。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由于春秋时期地广人稀，所以卿大夫的采邑是很大的，否则以后就不会有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之类的事出现。春秋封邑习惯上以地为主，战国封地习惯以城邑为主，有时也以田地为主。前面提及的赵鞅之誓中，立了军功，上大夫可得一县之地，下大夫可得一郡之地，士可得田十万（千顷），可见如此。　　　
　　战国时因为士的突出作用，“布衣卿相”多了，而且官员增多，采邑常常以户数封赐，所以孟尝君只有薛地万家之邑，后来增加也只有千家，他养士数千，花费太大，被迫放高利贷。这自然比不上春秋时期的采邑地方之大，但未必不如春秋时有着庞大邑地的贵族富裕，因为战国时期的经济比春秋时要发展了许多。　　　
　　不过春秋时期人少，伍封开始的莱夷五百多里采邑可能不会有小说中所说的十多万户，按当时的生产水平，数百里地是很难养活数十万左右人口的，虽然他有渔盐之利，与其它地方不同，不过这是小说描写，不必深究。　　　
　　还有一个数据是必须要注意的，便是那时候说的“百里”或“方百里”，绝不是现在的“一百平方里”，姑且不论里制长短的出入，那时候的“百里”是指四边百里，类似一万平方里的算法，“十里”类似一百平方里。因此，“千里”有一百个“百里”。小说中说齐国当时大约有一千二三十百里地，是指一百二三十个“百里”，因此伍封的采邑在齐国疆域中只占了二十分之一多一点。现代人若不明白这个数据，恐怕会误以为伍封的采邑占了小半个齐国。　　　
　　2、礼乐制度　　　
　　春秋时人以周室为宗，尊礼重信，丧事赴告，宴会赋诗，在战国时却不讲究了，就连孟子也不说周室。　　　
　　整个礼乐制度的变化当然不是一两年间出现的，在本书故事发生的年间，便已见到了这种变化。　　　
　　虽然此时的社会阶层变化很小，但周代的贵族礼制已逐渐淡化，这种变化在本书主人公伍封身边表现得十分明显，虽然他大礼不毁，小礼却不甚讲究，我想，战国时的周礼渐亡应该是从春秋后期开始的。　　　
　　3、农田制度　　　
　　春秋时期的大半时间，各国的农田制度仍是“国”“野”对立制度和“井田制”，这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村社制度而来。不论国人或野人，均是按一夫挟五口，百亩授一夫的授田方式。百亩指的是私田，用来养活农户，此外还有公田，又称“籍田”，田中所产尽数交给贵族，因有良田和恶田之分，要三年一换，这便是“井田制”。由于春秋后期列国的人口加起来仅一千多万，地广人少，这种授田方式便造成了大量的荒地。　　　
　　由于农户对公田缺乏积极性，再加上他们在百亩私田之外自行垦田，以致井田之外的私田不断增多，这种私田与井田制所说的私田不同，因此，井田制便逐渐瓦解了。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国率先承认井田之外私垦田地的合法性，这就是田地私有化之始。其后井田制中私田也开始私有化，先由“国人”开始，后又推广到“野人”。　　　
　　此时，各国的“国人”大都已成了拥有私有耕地的小农。不过这时候，广大农村的“野人”大部分还未变成小农。　　　
　　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初税亩”，开始按田亩多少收租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到本书故事的年间，按田地收取租赋已经很普遍了，所以伍封在莱夷之时，作了一些类似的举动。　　　
　　这种农田制度的变化在中国社会的整个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　　　
　　再说一说农耕，中国农耕技术的蓬勃发展主要在战国时期，因为战国时期的农耕工具一般已是铁制，牛耕也比较普遍，而且不少地方已经是一年两熟制。　　　
　　春秋时期已有少量铁制农具，仅有少数地区的农作物一年两熟。　　　
　　4、战争　　　
　　春秋时期列国争战，一般是争霸主之位，不以兼并土地为主要目的，战国时期是战争便纯粹是争夺土地甚至兼并它国。　　　
　　春秋时各国军队的人数较少，齐桓公时也仅有八百乘兵力，共三万人。到春秋后期由于县制的推行，兵力突增，晋楚均用过四千乘以上的兵力。　　　
　　本书故事的年间，战争所用的兵力比起后来要少很多，譬如越国灭吴，所用的兵力恐怕并不超过十万人，至于卿大夫的家兵，数千人算是用得较多的了，白公胜的叛乱其实只用了千余人。正因为兵数较少，所以这时战争的成败与将领的武勇大有关系，从中才可看到真正的个人英雄主义。　　　
　　这时战争的变化有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兵法的日趋重要。春秋时的车战，常常是在旷野之上，以车阵对车阵，互相冲杀，一两日便定出胜负。后来的战争动则数月数年，与双方投入的兵员、骑兵的使用和兵法的运用大有关系。曹刿论战时的兵车冲杀靠的是士气，后来从孙武开始，诡计便常常成了胜负的关键。本书中伍封之所以能每战必胜，不仅因为其将领武勇绝伦、士卒斗志旺盛，更重要的是善用兵法诡计，如他所说的用兵二字要诀：“骗人”。　　　
　　5、铁制品与武器　　　
　　春秋晚期，除了青铜业之外，此时冶铁业也有了不少进步，至少在这时，“块练铁”、“铸铁铸造”技术上已比较成熟。所以孔子的弟子冉雍在小说中也大力倡导铁制农具。　　　
　　本书中也提到过铸铁柔化技术，但这种技术应该是战国时才有，本书将这种技术提早写了出来。　　　
　　此刻，制钢技术也已经发明，此时的制钢技术有两种，一种是渗碳制钢技术，书中所说的堂溪氏夫概铸的剑便是这种类型的钢剑；还有一种是固体渗碳制钢技术，即是用“铁精”（质地较精的熟铁块）、“金英”（含碳较多的渗炭剂），“断发剪爪”说起来玄乎，其实含有磷质的头发指甲是一种催化剂，以至碳分渗入铁中，“金铁乃濡”，本书中楚月儿的“映月”宝剑便是这种钢剑。伍封的“天照”宝剑也应是这种钢剑，不过他的剑中含有大量陨铁，与众不同。　　　
　　以陨铁制器并非虚构，出土文物中便有这种陨铁制品，其效用如何难以论断，因为不同的陨铁质地是不同的。不过，小说中伍封的“天照”重剑是一件很了不起的金属武器，比当时极少见的钢剑还要厉害。　　　
　　春秋时代的武器一般是青铜制品，战国时期逐渐采用铁制，这是指普遍的军备。其实在春秋晚期，铁制和钢制武器均已有了，当然只是少数人使用。　　　
　　春秋时的甲胄主要是皮革的，战国时有了铁甲，但春秋晚期铁制武器渐多，应该也有铁甲或铜甲出现，只是在出土文物中还未见到罢了，所以本书中也有了少量铜甲和铁甲。　　　
　　弩应该是春秋后期发明的。《吴越春秋》中记载陈音对越王勾践说弩是由楚国琴氏发明，传楚国的三侯，再传到楚灵王。不过我想弩的产生没有这么早，《孙子兵法》中谈到的兵器，常有“弩”。《墨子非攻中篇》之中提到了军中的武器，其中并没有弩，由于这是战国初期的作品，可见在战国初期时，弩在中原各国中未见使用，只在楚国、吴国、越国才用。　　　
　　6、男女风俗　　　
　　虽然在春秋之时女人没有任何政治权利，但在有些方面与宋以后不同，女权沦落到最低处是宋朝理学家出现以后的事。　　　
　　春秋时期的女子是允许改嫁的，王侯卿大夫和平民都是如此。　　　
　　蔡穆公将其妹蔡姬嫁给齐桓公，蔡姬被齐桓公不喜，送回蔡国，蔡穆公便将蔡姬嫁改给楚成王，引得齐桓公率八国大军伐蔡攻楚，几乎大战；夏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先嫁夏御叔，生子夏征舒，夏御叔死后改嫁给襄老，后来又改嫁给巫臣，不仅引起了陈国之乱，还导致了楚庄王伐陈和巫臣教吴人车战、吴国始强等若干历史变故；贾君原是晋惠公的嫂子，晋惠公继位后公然娶了她；秦穆公有个女儿叫怀赢，先嫁了晋惠公之子太子圉，太子圉本在秦国为质，后来逃回晋国，秦穆公便将怀赢嫁给了太子圉的亲叔叔重耳（晋文公）。　　　
　　这些例子并非少有，史书中多能见到，国君都是如此，自然不用说卿大夫和平民之家了。后时的学者见“再适”二字而皱眉，那是宋代理学家种下的恶果。　　　
　　春秋战国之时，男女之间也有自由恋爱的，甚至有私定终身的，从《诗经》三百篇中可以见到许多这样的诗篇，譬如《关雎》、《静女》、《木瓜》等诗。《关雎》是周南一带的作品，《月出》是陈国的作品，当然不是伍封写的，小说中是游戏笔法，当不得真。　　　
　　自由恋爱的例子有不少，春秋时鲁庄公曾与大夫党氏之女割臂为誓，继而娶之，生下前文说过的公子般。公子般与大夫梁氏的女儿梁女亦私下往来，约立为夫人，是典型的自由恋爱。战国时更有燕军入齐，齐世子法章逃到太史府上为佣工，与太史之女私定终身，后来继位，便是齐襄王，立太史之女为君王后。　　　
　　所谓“男女授受不亲”是以后的说法，虽然当时也有男女之防，如坐不同席，乘不同车，其实当时男女常常同路同车而行。卫灵公曾与南子同车过市，并命孔子陪乘。齐桓公常带姬妾外出，管仲也因此带着爱妾随行。虽然小说中伍封与妻妾常常同路同车而行，是我对一些俗礼的有意忽略，但未必是不可能的。　　　
　　春秋时的男女丑闻是极多的，其中影响政事的才会见诸史书，以史书所载之多，可以推测当时绝对没有后来森严之极的男女大防。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