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新传-第5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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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们。胡广、韩縯、周景等人因为在倒梁运动中态度模糊被革职，但没过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广任太中大夫，韩縯任司隶校尉，周景任尚书令。

这位韩縯的祖父韩棱曾任司空，所以韩家也是个典型的公族。韩棱是袁安的好友，当年都以反窦宪闻名；后来与袁绍关系极深的“袁氏故吏”韩馥与韩縯同乡（豫州颍川郡），又同姓韩，恐怕也是他的亲戚。

周景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荣之孙，又是周瑜的从祖父。梁冀当政初期，他忠实地追随梁、袁两家，曾任豫州刺史，发现并起用了陈蕃、李膺、杜密等著名党人。所以，袁、韩、周三家与党人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后汉书》把他们三家列入同一篇传记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们的复兴，再加上士人的联合抵制，宦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朝廷每年都会收到大批检举他们横行不法的奏折。虽然如此，只要汉桓帝不肯答应，宦官们就还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但在公元165年，随着汉桓帝的私生活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样，汉桓帝为人好色，宫女据说多达6千人，而且喜新厌旧。梁冀倒台后，他对皇后梁猛的宠爱依旧，只是让她改姓为“薄”，不久后又恢复邓姓。邓猛在当了6年皇后之后，年长色衰，渐渐失宠，而桓帝则与郭贵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热恋。这样一来，邓皇后、郭贵人和田采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纠纷。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阳皇宫内的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而南宫内又发现了黄龙。按照五行学说，这两件事都预示着东汉的火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崇尚黄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汉桓帝对这两件事感到非常烦躁，于是决心办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废掉邓皇后。但是邓家是老牌贵族，在宫里宫外都关系深厚，很多宦官为邓皇后说情。汉桓帝觉得这些奴才太不象话，该好好教训一下。正赶上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司隶校尉韩縯等人又联名上奏，报告说中常侍左悺、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严查到底。袁绍的生父袁逢时任京兆尹，参予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结果，侯参、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称相继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因在倒梁运动中立功而受封万户的“五侯”及其继承人也全部降为乡侯，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6年统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团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邓皇后，将她软禁起来。没过几天，邓皇后暴死，她的两个哥哥也都被处决。东汉的首席开国元勋邓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终于彻底倒台，再也不能复兴。

如今，汉桓帝总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欢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特别是与旧贵族集团关系密切的党人。太尉陈蕃坚持认为田氏卑微，不可立为皇后，而推荐扶风平陵人窦武之女窦妙。桓帝勉强让步，召窦妙入宫，拜为贵人，又封窦武为郎。经过三个月试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终于立窦贵人为皇后，并拜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后来又改封为城门校尉。

“窦”这个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错，窦武正是窦宪的堂侄。在窦宪倒台73年之后，窦家居然咸鱼翻身，再次当上了外戚。窦武与窦宪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下：

扶风平陵窦氏家族简化谱系

窦融

↓

窦穆

↙↘

窦勋窦嘉

↙↘↓

窦宪汉章帝皇后窦奉

↓

窦武

↙↓↓↘

窦绍窦机窦恪窦妙（汉桓帝皇后）

备受汉桓帝宠爱的田圣之所以无法当皇后，其实并不是因为田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又是因为“五德终始”理论。和袁氏一样，田氏也是陈氏的分支。按照传统说法，他们都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具备取代东汉的前提条件。按照王莽亲自撰写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终东汉一朝，虞、陈、田、袁、王、李、项、许等被认为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当然也就没法成为外戚了。这也就是袁家后来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与东汉皇室联姻的原因——他们必须避王莽之嫌。

其实，袁家成员拥有非常优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记载，袁家男子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当长寿。袁汤病逝时已经86虚岁，袁隗被董卓处死时也不下70虚岁。长寿是东汉人能够出任三公的必要条件之一，50虚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条件应当也相当优秀，是社会名流竞相追求的对象。《后汉纪》和《后汉书》都记载，名士黄允年已40多岁，听说袁隗对别人讲：“找女婿，像黄允这样的就足够了”，便立即和妻子离婚，等着当袁隗的女婿。结果，黄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而袁隗也没有如愿把女儿或侄女嫁给他，赔了夫人又丢脸，竹篮打水一场空。若非有五行理论在其中阻碍，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样，袁氏成员的职位肯定也就不仅限于三公，而是将会升至东汉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大将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迟早也会像窦宪、梁冀那样倒台，不可能连续五代居官显赫了。

第四节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黄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结果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汉桓帝是个成功的帝王，领土不断扩大，人口平稳增长，遥远的罗马也来进贡，俨然有中兴之相。可这些却堵不住知识分子的嘴。于是，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桓帝终于发怒了。

袁绍母亲的“及时”去世，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可这个家伙居然一连服了六年的丧。他真的那么孝顺吗？

公元166年初，全中国人都在谈论一件怪事：一年以来，黄河水竟然变得清澈见底了。自古以来，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黄河河水都夹带大量泥沙，浑浊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间，不光是黄河上游，从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条黄河居然都变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最受东汉知识分子崇拜的圣书《易经》就必须出来救急了。按照从袁氏家学《孟氏易》发展而来的《京氏易》（又称《京房易传》）的解释，“河水清，天下平。”这正是民间谚语“黄河清，圣人出”的典故来源。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楼赋》里说：“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