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辽新传-第5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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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僭焙桶傩瞻抵斜；ぃ�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锢”，意思是“禁止结党营私的人当官”。同时，他命令逮捕所有曾经窝藏过张俭的人员，并将其中许多人处死，但孔融却得到了赦免。

身为宦官，侯览很善于揣摩皇帝的心思。公元166年秋季，他指使张成的弟子牢修（《后汉纪》作“牢顺”）上书，说李膺、杜密等官员与太学生结党，诽谤朝廷，败坏风俗。桓帝见了，果然不喜。侯览又指使同乡朱并上书，说张俭与山阳郡的刘表等24人相互吹捧，结为所谓的“八俊”、“八顾”、“八及”等团社，还刻石立碑。桓帝闻报大怒，下诏逮捕这24人，但只抓到少数几名，刘表等人都失踪了。经调查，发现刘表是长乐卫尉王暢的同乡兼学生，王暢又是太尉陈蕃的故吏，事情于是越闹越大。确实，王暢与刘表的关系一向密切，后来刘表担任荆州牧时，王暢的孙子、“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不远千里，从长安前去投奔他，自有其道理。

公元166年底，汉桓帝下诏，命令逮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数百名党人，以“钩党罪”关入监狱。许多党人像张俭一样逃走，朝廷悬赏重金捉拿，但最终还是没能全部抓住。汉桓帝委托中常侍王甫与三公会审李膺、杜密等被捕的党人，最终的审问记录需要王甫和三公的联合签字，才能发生法律效力。

当时与王甫会审党人的三公究竟是谁，竟然也没有定论。再一次，范晔的《后汉书》令人失望地自相矛盾。《后汉书·孝桓帝纪》说，公元166年七月，太尉陈蕃被免职；九月，光禄勋周景升太尉；十二月，党锢运动开始。这样一来，参予审讯党人的太尉应该是周景，而不是陈蕃。但《后汉书·陈蕃列传》中却说，李膺等党人被捕之后，太尉陈蕃上表劝谏，结果被革职。《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又说，陈蕃作为太尉，被要求和其他两位三公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后来司马光读《后汉书》至此，显然一头雾水，所以在他的《资治通鉴》里根本不写党锢运动发生在哪个月。

所以，我们还是采信《后汉纪》的说法吧。党锢运动始于公元166年九月，陈蕃的太尉职务则并未被汉桓帝革除。陈蕃本应和其他两位三公，即司徒胡广、司空刘茂一样，在王甫审讯党人的记录上签字，但他坚决不肯，随后又上表为党人说情。汉桓帝不为所动，命令将李膺、杜密等党人关进洛阳各监狱里，长期囚禁起来。

党锢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全中国最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因而也特别为当时和后来的知识分子诟病。对于以“士大夫”自居的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东汉帝国从党锢运动开始，就完全不再值得他们的维护了。

但是，士大夫尽管拥有书写历史的特权，却很少能够真正改变国家的命运。真正能够决定历史走向的，往往是那些被士大夫鄙视的军人。而在党锢运动前后，军队却坚决地站在汉桓帝与宦官一边，这就决定了士大夫的所有反抗最终都将被武力镇压的命运。

和中国古代所有帝王一样，汉桓帝的谥号“桓”代表了朝廷在他死后对他的官方评价。“桓”可绝对不是恶谥。按《逸周书·谥法解》：“辟疆服远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汉桓帝的一生，其实是勤于政事的一生，也是武功赫赫的一生。导致他死后蒙上恶名的，正是迫害士大夫的党锢运动。

如前文所述，汉桓帝亲政之后，为了扭转东汉中期日渐衰颓的国势，便排“仁”用“义”，不再重要郭、马、袁、杨等开国元勋的后代和世卿世禄的豪门成员，而着重从民间提拔新人才。在军事领域里，桓帝“举贤上功”，用人唯才而不唯亲，弃用长期垄断西北军权的邓、马、耿、窦等将门成员，转而提拔下级军官，其中最重要的是来自凉州的三位将领：皇甫规、张奂、段颎。皇甫规字威明，张奂字然明，段颎字纪明，所以合称“凉州三明”。张奂和段颎都是梁冀的故吏，梁冀倒台之后，汉桓帝没有一味排斥梁党，而是重用“凉州三明”。近百年来，东汉军队在对外作战中胜少败多，特别是羌人多次横扫凉州，延及并州和益州，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在凉州三明的努力下，汉军很快扭转了以往的被动局面，征服了众多游牧民族，收复了大片国土。

公元166年，鲜卑人的攻势渐渐衰减，西羌已经陷入绝境，东羌也陆续投降，东汉帝国的国际声望重新大幅提升。是年九月，洛阳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远方来客——大秦王安敦的使团。“安敦”显然是“安东尼”（Antonius）的汉朝译音，而此处的“大秦王安敦”，当为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琉·安东尼（MarcusAureliusAntonius，公元161～180年在位）。此人博学多才，号称“哲学家皇帝”，对东方文化怀有浓厚的兴趣，所以向中国派遣使团似乎并不奇怪。可是，当时就有汉朝官员怀疑这个使团是假冒的，因为在汉代中国人眼里，大秦向来以“宝众”著称，而这些使者并未带来什么稀奇贵重的礼品，甚至连火浣布都没有，只有象牙、犀角、玳瑁等东南亚的特产。但不容怀疑的是，这个使团知道当朝的罗马皇帝姓“安东尼”。还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经东南亚海上坐船来到中国的，说明西北陆上丝绸之路此时仍然不通。此前半个世纪在罗马出版的托勒密巨著《地理志》，也已记载了从红海出发，渡过印度洋和南海，到中国南方的航线。无论怎样，这都可以说是东西方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事，甚至比马可·波罗造访中国更重要。

罗马人在公元166年造访中国，并非出于偶然。在后面的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秦使团”访问中国的历史背景；我们也将会发现，他们其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件连送礼者本人都始料未及的稀奇礼品。打开这个神秘的“潘多拉盒子”，从里面飞出来的小东西就会令业已走上复兴之路的东汉帝国骤然衰亡。

送走大秦使团之后，公元167年正月，东羌又开始了侵略。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派遣麾下的两员悍将——尹端和董卓分路出击，击退敌军。同月，最后一支西羌部落——当煎羌围攻武威郡，时任护羌校尉的段颎千里驰援故乡，一举全歼敌军。至此，西羌部落被完全平定。在持续了60多年之后，汉羌战争终于有了即将结束的征兆。

按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传统标准来衡量，桓帝的确是成功的君主，特别是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几位皇帝相比，显得更是突出。桓帝亲政时期，天下风调雨顺，饥民显著减少，暴动近乎消失，经济迅速恢复，人口平稳增长，帝国的领土和威望不断地扩大，罗马和印度等遥远的国家连年入贡，东汉帝国俨然有中兴之相。桓帝一朝是东汉人口最多的时期，公元157年全国在籍人口56486856人，加上隐藏户口和少数民族，实际上可能接近7千万，为西汉后期以来之最，比隋唐时期的户口都多，直到北宋时期才被超过。

但是，汉桓帝并不能让士大夫满意，他们不断指责桓帝荒淫无度，沉迷于宗教，敌视正直的知识分子。实际上，齐桓公、汉武帝、汉光武帝和汉明帝这些所谓的“明君”也和桓帝一样“寡人有疾”，而在全体知识分子都信仰五德终始理论的时代，东汉后期根本不可能出现任何一位能够令士大夫满意的君主，除非他甘愿把大汉政权拱手让人。

随着汉羌战争的节节胜利，汉桓帝也变得日益刚愎自用。除了太尉陈蕃之外，朝廷上已无敢于为党人说情者。正在此时，新息县长贾彪悄然来到了洛阳。

在士大夫的眼里，这位贾彪本不是什么善人。他本是太学生领袖，与郭泰齐名，后来举孝廉，到汝南郡当了新息县长。不久后，党人岑晊因为与张俭、刘表等人并列为“八及”，又在大赦期间屠杀汉桓帝宠幸的张美人全家二百余口，遭到通缉，逃亡进汝南郡中。各级地方官员都争相帮助他隐藏，只有贾彪不肯接纳，说：“此人要挟皇上，滥杀无辜，自犯重罪，而又不敢担当责任，四处逃亡，连累亲友，不是大丈夫。我身为县长，不去逮捕他就算宽厚了，难道反而要帮助他继续隐藏吗？”

但听说李膺、杜密等人下狱，贾彪却坐不住了，秘密前往洛阳，求见尚书霍谞和城门校尉窦武。霍谞曾助汉桓帝诛灭梁冀，因功封侯，颇受信赖，窦武又是桓帝的岳父。经三人密谈，窦武上书，一面赞颂大破羌人、万国来朝的功绩，提醒桓帝应该大赦天下，一面为党人鸣冤，最后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交还城门校尉和槐里侯的印绶，退休回家。

同时，党锢案的主审官——中常侍王甫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经过半年审讯，被捕的党人竟然没有一个肯认罪的，而李膺、杜密等人又说他们与很多宦官子弟关系密切，令王甫左右为难。见窦武上书，他干脆便也跟着上奏，请桓帝下大赦令。

公元167年六月庚申日，汉桓帝终于宣布大赦，释放党人。第一次党锢运动在持续了10个月之后，暂时告一段落，党人们也陆续返回朝廷做官。在这次运动中，除了与张俭、岑晊等人命案直接有关者外，并无党人被处死。党人们回到故里，反而如同衣锦还乡，各色人等远至上百里外迎接，聚集的马车多达数千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党人范滂见此情景，长叹说：“你们这不是加重我的罪过吗？”

第一次党锢运动发动之时，身为濮阳县令的袁绍应当恰好躬逢其盛。在此前后，他还遇上了两件要事：第一件是娶妻生子，第二件是他的母亲去世。因为母亲去世，所以袁绍按照官场的规矩，辞去濮阳县令一职，回家送葬服丧。

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袁绍首次结婚的时间和袁绍三位儿子的生年问题，结论是：袁绍娶妻在公元170年之前，袁谭出生在公元171年以前，袁熙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前，而袁尚出生在公元172年以后。

袁绍的母亲究竟何时去世，史无明文。但是，袁绍的治丧却十分著名。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皇甫谧《逸士传》的记载，袁绍与袁术兄弟丧母时，归葬于家乡汝南，曹操、王俊等三万人会葬。曹操见到葬礼的盛况，就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即将大乱，为乱首者一定是这两兄弟。要想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这二人，祸乱就要开始了。”王俊回答：“像你这么说，能拯救天下的英雄，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呢？”曹、王二人于是相对而笑。

轻信这种荒谬记载的人，恐怕没有研究过袁绍兄弟的生平。首先，袁绍和袁术肯定不同母，如果袁绍之母去世，袁术未必会参加葬礼；其次，综合各方面的史料看，袁绍母亲去世时，曹操应当不过十岁左右；第三，曹操年青时，与袁绍的关系非常好，后来又长期追随袁绍，怎会突然说出这种话；第四，东汉末年，只有一个人的葬礼吸引过三万名宾客，就是享誉天下的高士陈龋�袁绍之母身为女奴，袁家当时又正处于事业的低谷，她的葬礼怎能有陈饶敲锤叩暮耪倭Α７泊酥种郑�都是曹魏集团为了证明曹操早已与袁绍、袁术兄弟断绝关系，从未与袁绍同心而挖空心思编造的，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然而，袁绍在母亲的葬礼上确实做了些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服三年之丧，并且在此后“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先为母亲服丧三年，又为亡父“追补”服丧三年，这听上去很感人，其实却是“非礼”的。幼年丧父，青年丧母，袁绍的情况与孔子极为相似，而孔子只服母丧，不再追服父丧。孔子确实说过：“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孟子也说过：“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但孔子又说：“过犹不及。”所以，连续服丧六年，其实和没服丧差不多。而且，汉朝官员服丧，根本无需服三年。《礼记·三年问》规定：“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汉文帝又诏令丧期以日易月，实服25日。东汉时，关于“三年之丧”的讨论曾多次进行，汉桓帝在位初期，梁冀曾经一度允许“二千石”级别以上的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汉桓帝亲政后便明令禁止。身为“一千石”级别的县级官员，袁绍要连续服6年丧，虽然无可非议，其实有不合情理与时代风尚之处。

更何况，袁绍其实并不太为母亲的去世而伤心。据《后汉书·郭符许列传》记载，汝南人许劭字子将，是袁绍的同郡老乡，以品评人物著称。袁绍因母丧辞去濮阳县令，穿着豪华的衣饰，带着大批车徒回家，将入汝南郡界时，突然想起许劭，于是说：“我这身打扮、车骑和随从，怎么能让许子将见到呢？”于是遣散宾客，换上简朴的衣服，独自驾车回家。可见，袁绍坚持长期服丧，并非出自对母亲和继父的真心哀悼，而主要是在别人，特别是许劭等社会名流面前演戏。

但袁绍的这场戏可不好演。在葬礼和长达6年的服丧期间，他将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葬礼和丧礼是儒家文化中最复杂的礼仪，至今在中国民间仍然部分保存着，因此无需作详细介绍。有时，我们在乡间会看到有人穿着破麻衣，爬上自家的房顶，挥舞着死者生前的衣服高喊：“魂兮归来！归来归来！”在灵堂里，又会看到有许多人聚在一起蹦蹦跳跳，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同时痛哭，一会儿又同时止哭。这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葬礼，至少已经有2千多年的传统了，也是包括袁绍在内的汉朝中国人应当举行的葬礼。

在服丧期间，袁绍必须披麻戴孝，也就是穿麻衣、粗草鞋等丧服。他还得“囚首丧面”，也就是披散头发，在脸上涂满灰泥，还拄着一根拐棍（也就是所谓的“哭丧杖”），以示自己悲痛得已经没有力气再站立了，看上去一小半像人，一多半像鬼。在服丧期间，袁绍不许欢笑，不许歌唱，不许听音乐，不许跳舞，不许洗澡，不许上班，不许投资，不许吃肉，不许饮酒，不许性交，还有许多其它的忌讳。如果违反了这些忌讳，那就是不孝，就是伪君子，服丧也就白服了。所以，有些人在丧期举办宴会，有些人的妻妾在丧期内怀孕，甚至只是为生活所迫而做点小买卖，都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不难想象，许多服丧者都度日如年，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翻黄历。也不难理解，包括汉桓帝在内，历代中国皇帝都不大赞许这种古老的习俗，一再对家有丧事的官员“夺情”，即禁止他们辞职长期服丧，以免影响政府工作的正常进行。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