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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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做食堂的三个人没吃上面条，他们收拾完桌椅后，一人拿着一根柳条，串着馒头放在灶里烤着吃。火光映着他们的脸，红红的。
　　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看见有人烤馒头，我又要掉泪了。
　　不过，这次不是昨天的难过，而是感动。
　　我蹲在他们旁边拍着他们的肩膀说：“兄弟，这个知青点有你们这种精神，就有希望。”
　　高朗悄悄地告诉我：昊宇辞职不干后，今天早上三点多钟还来食堂帮他们熟悉业务，一起做饭，然后才下地干活去，他说明天早上还来。
　　我听了感慨良久，本来想找昊宇谈谈心的，现在我用不着找他谈了。昊宇的行动说明了他还是热爱这个集体的，只是对王雄涛有意见罢了。
　　我同王雄涛谈了一次心，因为他以后是知青点的负责人。
　　我开口就说：“这两天我又插手……”
　　出乎我的意料，王雄涛并不认为我是“又插手干上了”，他对我说：“最近你出谋划策不少，真的，跟插队干部起的作用一样，压住阵了。”
　　我笑了，说：“别把我跟插队干部比，我这个人经不起表扬，容易骄傲。”
　　我诚恳地对他说：“我就要走了，有几句话想和你交流一下。抓好知青点工作是我们的根本，没有健康向上的知青点，我们在生产队就得不到老乡的支持和理解。要想把知青点搞好，关键是不计较，能包容，包括对昊宇。你要想成功，那么，就要对每一个人都付出，慢慢来吧。”
　　王雄涛说：“我知道，昊宇平时对我有意见，我会找时间和他交换一下意见。”
　　我说：“还有一件事想提醒一下。因为今年春旱秋涝，粮食减产，年底评工分和分红时肯定会有一场波动。知青现在已经是生产主力，在生产队出现波动时，知青要能够顶住这爿天。拿什么顶呢？要人，要培养人。”
　　那天夜里，雪下得极大，一团团地飞来。
　　边防连打电话到武装民兵连，说他们张连长的妻子生孩子了，流血过多要输血，A型O型都行。因为部队有纪律，不能抽战士的血，只好向民兵求助了。
　　民兵连找了我们五个知青，冒着大雪去边防连，在连部的临时产房边上，先验血，云龙第一个，是A型，他被选中。军医让我们其他人先回去。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想让军医测一下，以后有什么事也好用到。
　　军医拿一支针在我耳朵上一扎，用一块小玻璃片刮了两下血球，翻来覆去地在灯光下看了一会儿，告诉我：“你是O型。”
　　O型万能输血者。也就是说，不管什么血型的人，O型都能与他们的血融合在一起。





　　　　正文　99、最后一班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4　本章字数：1513

去黑河师范报到的日子定了下来：12月8日。
　　这是我参加的最后一次队委会。
　　讨论了两件事，一是东方红煤矿要招一个工人，二是大队机耕队要招一个拖拉机手。
　　国明事先就已经知道了，跑来跟我要求上煤矿，他说的理由是家中经济困难等等。
　　我知道他是为了换一个环境。
　　但煤矿？我真不想让他去。以前外调时我到过这个煤矿，黑河有好几个露天煤矿都是小煤矿，东方红煤矿算是大的，但却是井下煤矿。在那个煤矿我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上了岁数的寡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井下干活不见天日，随时有生命的危险。我真不希望他去那种地方。
　　煤矿的名额后来让给了一名当地青年。
　　蔡景行也来找我，想去大队机耕队当拖拉机手。他平时做事就很细致，而且也肯动脑，我向队委会推荐了他。但我绝对没想到的是，在我离开生产队去黑河师范上学的第二年，他因为不小心，被康拜因输送带卷进了衣角，整个人被翻过去，从耳朵后面撕裂了一个大口子。还好周围人抢救及时，要不命就没了，我得对这个推荐后悔一辈子。
　　说实在的，我一向不喜欢工业的环境，与其在机器的轰鸣、油污和废气中一年365天干着同样单调的活，还不如在田野的静谧、泥土和草香里一年四季换着干不同的农活。
　　会议在讨论打场分工时，碰到一个难题。
　　由于一部分知青已经回沪探亲，生产队劳动力太少，按8小时一班不够分三个班。但冬天打场机器不能停，一停一冻再起动就耽误事。
　　我提了一个方案：“就按两个班分，每8小时一轮，每一轮算一天工分。这样，对生产队来说，机器可以不停；对社员来说，人可以休息好，工分也可以多挣。”
　　队委会通过了我的建议。
　　王队长说：“这样打乱了社员的正常生活，干脆临时办个食堂吧，大家干完活回去抓紧休息，还可以动员更多的家庭妇女出来干活。”
　　呵呵，知青单身一个，又有集体食堂，我就没想到老乡一家上老下小，打乱了生活节奏会有很多麻烦事呢！到底还是有家的人想得周到。
　　王队长对我说：“你在走之前，再最后带一次班吧。”
　　我带的是第一班，时间是从下午5点到凌晨1点。
　　第一班的社员都到齐了。
　　许多小孩也来到用水浇过、被冻成冰面的场院，他们在冰面上奔跑嬉戏；老乡、队长也都在那里站成一圈，注视着入冬后第一个脱谷打粮的夜班。
　　我站在马绳口，只见队长向我摆了摆手，我知道，夜班开始了。
　　拉动马绳的机器吐出一股黑烟，发出了轰鸣声。马绳转动了起来。
　　高高的水稻垛上，社员用铁叉挑起个子传向马绳口，站在我旁边的社员用小刀割开个子再传给我。我用劲摊平水稻，匀称地把它们推进马绳口。在脱谷机尾部，吐出了碎碎的稻草，而在脱谷机侧面的口子里，流出了黄澄澄的稻谷。
　　机器的“突突”声，马绳的“轰隆”声，粮食“哗哗”的流淌声，就好像是一场音乐会。入马绳口的我，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所有的声音有节奏地跟着我的指挥，此起彼伏。
　　夜里不时划过一两颗流星，它离我们那么遥远。照亮我们的，不是星星，而是小小的电灯。
　　灯光下，社员流淌着劳动的汗水，洋溢着收获的笑容。
　　我不由想起儿时，在窗外院子里堆起的山芋，我们在山一样高的山芋堆里爬上爬下。
　　一个曾经的顽童，现在收获着自己栽种、自己收割、自己脱粒的果实……





　　　　正文　100、暂别知青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4　本章字数：1944

我在边境插队的上半段经历将在这里告一段落。
　　后来有人问我：下乡两年八个月，难道男女知青就没有一点儿爱情的故事好写写吗？
　　我只能说，非常抱歉，真的没有。那时候谈恋爱是禁区，插队干部老孙对这个禁区盘查得很紧。再说新知青刚来，十六七岁，仍然像在中学里一样，男女之间不相往来。唯一的例外是老知青林大宝和秦慧兰，只有他俩，跨过了禁区甜甜蜜蜜地互帮互助，让情感发育慢了一拍的我们看了好羡慕。
　　至于新知青第一次回沪探亲时，有人说高朗与何雨琴俩人在谈恋爱，那也纯属猜测。后来事实证明他俩谁也没涉及到恋爱，只是一种保持着距离的青涩感觉。
　　邵子昂曾经在水库工地想给我和张春芳制造一个绯闻，但这个绯闻却让我更加远离男女感情。
　　在我记录那两年八个月的所有大田劳动、上山砍柴、水库突击、食堂风波、稻地奋战、文艺排练、学习小组的故事时，都欠缺了对女知青的描述，正是因为我那时对女知青确实很少接触，更谈不上有什么爱情故事了。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爱情体验既不如上一代，也不如下一代。其实，对爱情的理解，我们并不亚于任何一代人，但如果是指时间上的早和空间上的多，我想，起码就我个人来说，确实如此。
　　知青班子开会欢送我。开始，大家回忆过去的一些工作，我谈到了以往知青点负责人施卫疆、邵子昂及很多知青对这个集体的付出，大家沉浸在插兄插妹战友情的回忆中。
　　只有张春芳突然问了我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你在男知青中展开活动很多，为什么在女知青中活动就少？你以前与女知青还有点接触，后来怎么越来越少了呢？”
　　我一下子无言以对，我很纳闷她怎么发现了这一点？我一直认为这样做是在帮助我们远离绯闻，而如今我的离开，终于是彻底解脱了。这是个无法直接回答的问题，我只好幽了一默：“因为我们长大了。”
　　大家大笑。
　　不是吗？很多家长，在男女孩子发育成熟后，就开始约束他（她）们之间的交往。我们远离父母，只好自己约束自己了。
　　我想起父亲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反对你的人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成熟了。”
　　我想老天爷应该还有另一句话：“什么时候你能和异性也成为朋友了，那你就更成熟了。”
　　我承认，那时我不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因为我不善于与异**往。
　　好多年后，我重新回到生产队，才在上海慰问团的催促下，谈起恋爱，并在经历了艰难的过程后终成正果。这与很多知青直到大返城时还没有爱情的经历比起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不过，这些故事要到我的下半部《边境插队手记》中才会出现。
　　队委会也开了一个欢送会，起先很严肃，又是讲优点又是提希望的。
　　欢送会结束时，王队长宣布：“趁临时食堂还没撤，队里杀一头猪，大家一起为他送行吧！”
　　从下乡直到后来的大返城，我是唯一赶巧能享受到“杀猪饯行”待遇的知青。
　　肖明在那个热闹的晚上，还放起了鞭炮。老乡和知青唱歌的、朗诵诗的，一个接一个。
　　我真的受宠若惊。
　　酒后，我久久地佇立在知青点的院落里。
　　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满地银冰，但我却忘记了这些，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张张生动的脸和一段段生动的往事。
　　我所在的生产队知青现在已经成了生产主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插队的经历，哪怕是再激进的知青，也已经过了最初的兴奋期，面对生存的现实，他们开始了正常人的思维：何时才能与亲人团聚？什么才是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没有希望完成学业和事业？……
　　尽管有人上学、参军、招工、转点……似乎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就像我一样。但在那个历史背景下，这种半吊子的改变总会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遗憾。
　　只有这依然还留在偏远乡村和边境上的知青群体，与大都市还在如火如荼的**运动渐行渐远，他们就像被抛在茫茫沙漠中，有迷惑，有哭泣，有怨恨，但却一路走着，一路从沙漠里捡起金子珍藏，等待着沧海桑田。
　　朦胧的夜色中，清真寺的轮廓清晰，而镰刀似的月亮，紧紧地钩着我们盖的女知青的新房子、钩着我们刚刚竖起的男知青的房架子。
　　我在孤寂的月亮下释然一笑，所有的人，包括我都应该明白：无论上一代人构成了什么样的社会现状，热爱生活，追求美好，永远都是下一代年轻人的天性。
　　（上半部完，2013年2月4日，上海）
　　（修改于2014年1月23日，上海）





　　　　正文　101、毕业待命
　　　　互联网　更新时间：2015…7…5　19：20：45　本章字数：1992

一年半后……
　　我从黑河师范毕业，在县文教科等待分配。
　　五十多名来自各个学校的毕业生，两天后，只留下三名待分配，其余都分到农村各中小学去了。
　　留下待分配的三人中，一个是齐师院的，其父曾任过地委委员；一位是哈师院的，其父是省教育厅办公室主任；还有一个就是我。
　　我交了一份回生产队务农的书面申请。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可能性不大。”
　　科里让我们三人先分头跟着领导下农村搞教育调查。刘科长带我去了四加子、西岗子、爱辉三个公社。
　　到爱辉时，我特地把刘科长请到曾插队的知青点，让他听听知青对我要回生产队的反映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听到了些什么，但从知青点出来后，刘科长对我说：“我理解你了。”
　　回到县里，我写好农村教育的调查报告，交给刘科长。第二天一早，他对我说：“写得很好。你已经跑了爱辉、西岗子、四加子三个公社，我想过两天再让你跟搞业余教育的何老师去上马厂、张地营子两个公社，那么你就跑了我们县70％的地方了，对你了解全面情况很有好处。”
　　跟何老师走的具体时间还没定，下午没事，科里让我抄一份材料。
　　边上有两个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今年推荐大学的知青名单，口里不断念着：“某某大学、某某中专……”
　　大概是整理得累了，他们停下来说了几句闲话：“你看，我们的手这么一划拉，就能定下来谁上大学，谁上中专，谁回上海，谁在黑河。这轻轻一点，让他们有了天壤之别！”
　　“什么天壤之别？我看有些上大学的水平还不如上中专的！”另一个搭话，说完还看了看我。
　　我和他对了一下眼，淡淡地一笑。
　　自从1973年“张铁生白卷”事件后，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不再进行文化考试，官员走后门的现象开始出现，看来他们整理的名单中也有不少走后门的，这让工作人员颇有微词。
　　我抄完材料，正觉得无聊，忽听高朗、肖明、云龙等几个知青叫着我的名字上楼。
　　大车店就在县教育科大楼的对面，顾名思义，这是赶大车人住的旅馆，也是县城里最廉价的旅馆，我以前来县城一般都夜宿于此。
　　几个人在大车店一放下行李，就到对面的县教育科找我。听他们喉咙声很大，怕影响别人，我赶紧把他们引到我住的房间里。
　　见我一个人住一间房，肖明一边说“灵格么！”一边问我一月工资有多少？然后又把县里所有的饭店都臭骂了一顿，因为他们今天在街里没吃着肉。
　　等他们安静下来，我才问清楚，他们是来送高朗回上海的。
　　中央对“一片红”的做法有了些许松动，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措施。
　　首先，上海插队干部全部返沪安排了工作。其次，所有插队知青发了探亲证，每两年享受一次路费报销。手续是这样的，先由队委批准同意回上海探亲并开出介绍信；知青拿着这张介绍信到公社，如果公社也同意就再开一份介绍信；然后拿着这两份介绍信到县知青办去领取火车票。从上海回来的路费先由知青自己垫付，回来后在五天内去县知青办报销，如超过五天就算作废。回去探亲的还有100斤全国粮票，假期是3个月。
　　最关键的，是在1973年和1974年，中央连续下来两个政策：独生子女和特困家庭的知青可以回城。
　　而在这之前，除了推荐上学招工当兵的外，最早自寻出路离开边境的知青，是一些当官的子女，用的是军队内部征兵的方式。蟹有蟹路，虾有虾路，一部分知青利用老家的关系也开始向南方农村转点。什么关系也没有的，就只好继续在边境“留守”。
　　截止到1974年6月，我们这个知青点原有的53名知青，除了死亡1个，结婚嫁到外队1个，推荐上学3个，征兵1个，招工1个；内部征兵2个，自行转点6个，独生子女1个，特困家庭1个，共计走了17个，还剩下来36个知青。
　　以上走的人中，高朗是最后一个。
　　他属于特困家庭：母亲在西部三线支内，上海只有父亲一人带着两个身有残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