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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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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在这么浅显的道理面前，日本政府还是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说是因为日本司法部门对类似事件判决不一致。据报道，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对“齐齐哈尔遗弃化学武器伤害事件”诉讼律师团提出的会见要求，公然拒绝，并且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日本政府正在就此事件的赔偿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商谈，此时会见诉讼律师没有必要。”
2004年7月1日，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中国，帮助指认二战时遗弃化学武器的埋藏地点，并且在吉林省敦化市对当年埋藏化学武器的地点进行了辨认，由于多年过去了，记忆的模糊使他们并没有确定准确的埋藏地点，可是他们的举动还是得到了当地人的赞许。
小林利男时年84岁，户口好太郎时年82岁，他们是跟随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前来，其中包括中国人战争受害赔偿要求律师团的律师。据《巷报》报道，这几位日本老兵关于化学武器埋藏地点的指认资料，将会通过中方律师团提交给中国有关部门，作为勘查化学武器的依据，律师团中方代理律师苏向祥也说：“这件事情的意义非同寻常，对日本政府不作为态度是个有力的回击。”
老兵们来到敦化市沙河沿镇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东机场进行了辨认。下午，到敦化市大桥乡河东村拜访了一位80岁的日本遗孤。之后两位日本老兵来到位于敦化市西北的吉林省航空护林站，这里曾是当年侵华日军修建的西机场，当年，两名日本老兵就是在这个机场被苏联红军俘虏，并带到了西伯利亚的。
当记者问小林利男为何产生出到中国辨认二战遗弃化学武器地点的想法时，他说：“60年前战败的时候遗弃在中国很多弹药，其中有化学武器。我们心里一直留着这个伤痛，化学的东西腐烂以后，早晚有一天会给中国人带来伤害。”说到此，小林利男流下了眼泪。
民众比政府更有良知。2005年6月，《哈尔滨日报》记者何秀丽随731遗址保护开发领导小组赴日本跨国取证时，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原队员田村良雄，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可怕的事情”：
我进入731部队是1939年，在哈尔滨我们作为少年队的成员接受培训，当时我15岁，从那时起，我便渐渐地失去了人性。第一次进入解剖室时，我腿直发抖，浑身打颤。那个人被运到这里后，所有的人都经过防菌处理，或有防菌保护，同伴间语言无法沟通。我被安排做的事是用刷子把那个要被解剖的人刷洗一遍，脸也刷洗，剩下的情况我就没敢看。有一个人用听诊器听了一下，就开始解剖了。我们的目的始终就是为了采取细菌，我就从被解剖的人的内脏中收集鼠疫菌。做完手术后，现场并不清理。
原侵华日本士兵松下胜治也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追悔不已：
那是1942年春天的事了，天将亮的时候，野战重炮兵第二联队长山下政义中佐带领100多名军士、军官，悄悄地向村庄北面树林子的背后移动过去，周围的村庄还沉浸在睡梦中。联队长发出命令；演习开始！就在瞬间，一股白烟腾空而起，转眼间就吞没了村庄。村民们连滚带爬地抱着孩子，背着老太太，拼命地跑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吸入毒瓦斯昏死过去。
大约过去两个小时，一个受山下联队长命令进行现场调查的军医中尉带着几名军士、军官若无其事地向村民走去。军医满脸堆着假笑说，唉，这真是对不起，本来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可突然风向变了。当时，部队长官说“这次毒气演习只不过是对部队的官兵进行防毒训练，后果是无意识造成的”等等，我听信了这种鬼话，真是个糊涂虫。
如果还有谁至今相信这番鬼话，我倒想问问，首先从放毒地点来看，为什么选择了四周都是村庄的中间地带呢？而且处在上风头的兵营里的军人们都戴着防毒面具，就连马都戴上了防毒面具，能说附近的村庄没有危险吗？当时向日本驻军事先通报，令他们不要进入该地区，为什么却不通知处在该地区内的村庄呢？当天联队把全体军官集合起来，让军医报告了调查情况，然后强调说明毒瓦斯的功效，这又意味着什么？从这些事实看来，绝不能说是无意识的行为，事实正清楚地说明他们是多么周密地策划了这一罪行。
为了达到侵略的目的，他们践踏国际法，制定使用毒瓦斯和细菌来实现侵略的计划，他们反过来经常中伤别国使用毒瓦斯。其实，日本早就使用过毒瓦斯了，日本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行！日本军队不顾道德，无视神圣的国际法，还要隐瞒事实，他们在发射毒瓦斯的同时，还发射了大量的烟雾弹，日本政府还装聋作哑地向世界声称，日本军队绝对没有使用毒瓦斯。残暴与欺骗，这就是侵华日本军队的实态。
把这些经历讲出来，心里很解脱。不管怎样，我要一直讲下去。
伊藤影明，侵华战争期间担当的工作是以老鼠为载体饲养跳蚤。伊藤说：
当初不知道饲养跳蚤有什么用处，最初认为是提供给731部队，可能是从卫生角度考虑，进行防御之类的研究。后来逐渐认识到，生产跳蚤是为了制造炸弹。饲养跳蚤作为杀人的武器，这样的事是不能忘记的。当时我还自我庆幸是个日本人，因为中国人被利用作为实验对象。中国人听到了一定会骂我，我从心里向中国人民道歉，哈尔滨的中国人来之前，我不想说，有顾虑。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颠倒过来，日本人会怎么想呢？
截至2006年7月5日，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60个日遗化武埋藏点，范围遍布19个省（区）。其中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是截至目前最大的埋藏点。据中日双方专家探测，推算约有近40万枚化学炮弹。在其他地方发现的少则几十件，多则成千上万件。
“8·4”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先后两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妥善处理本次事件，重视日本在战争期间遗留在中国的化学武器问题。其实，早在1999年中日双方谈判时，中国就要求日本将化武运送回日本进行销毁。然而日本声称国内法禁止化武入境，国民也难以接受，加之遗弃化武大多严重锈蚀变形，有的已出现渗漏，运输难以确保安全。因此，请求中方允许在中国境内销毁。最后中方出于尽早处理此事的考虑，同意将化武在中国境内销毁。
当时，对于日本政府处理在华遗弃化武的工作，中国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刘毅仁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满意。之所以不满意是因为日方的行动太慢！按照约定的时限明年就要到期了，可日方连一枚化学炮弹也没有销毁。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快！”
刘毅仁表示，在华日遗化武到底有多少，日方最清楚，遗憾的是日方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提供有关化武的埋藏资料。不过，有资料证明自1929年开始至1945年止，日本生产了7000多吨、700多万发毒气弹，绝大多数运到了中国。
根据《禁化公约》规定，自1997年生效起，日本应在10年内，也就是2007年之前，完成对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的销毁工作。然而，日方通过向相关组织申请，将期限延迟至2012年。
第三章 “慰安妇”
如果说，日本政府在化学武器问题上，虽然对于赔偿推三阻四，销毁工作也慢条斯理，但好歹认了，也总算处理了。可是，“慰安妇”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糟糕了。
根据《中国国防报》的报道，在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境的东宁县，居住着四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她们是李凤云、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当年在被强征到日军在我国构筑的东宁要塞作“慰安妇”时，她们受尽蹂躏。
东宁要塞坐落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县境内，据县文物馆的领导介绍，“二战”时，侵华日军曾在这只有3。5万人的小县里屯驻关东军3个师团计13万人，从1933年至1945年建立了数百个现代化的军事工程，被日本人称为“永久的东方马其诺防线”。面对这么庞大的队伍，为了稳定军心，日本人便用火车运来了1000多名慰安妇。仅有据可查的当年东宁5镇就设有慰安所达39个。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些慰安妇也像谜一样地消失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1000多名慰安妇绝大多数隐姓埋名或客死异乡，即使活下来的年龄也都在75岁以上。
没想到的是，几位老人平静的晚年生活忽然被打破了。2001年8月上旬的一天，李凤云家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其中的一名日本男人脸上强挤着笑容，叽里呱啦地和翻译说了一通。翻译说：“他是日本人，想来看看你们‘慰安妇’幸存者的生活。”日本人赶紧掏出了一叠钞票递给李凤云说：“只要你不再说过去给日本军人当过‘慰安妇’，这些钱就全是你的啦！”
李凤云听明白这个日本人是想收买自己，放弃控诉当年日本侵略军罪行的权利，愤怒地说：“日本鬼子给我造成的痛苦和伤害，我几辈子都忘不了。用钱就能堵住我的嘴吗？我活一天就要骂狗强盗一天。”
当年和李凤云一样曾在侵华日军东宁要塞遭受过蹂躏的“慰安妇”幸存者金淑兰、池桂花和李光子，近年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
提起过去伤心的事情，池桂花老人早已泪流满面：“现在我忍不住伤心呀！可当时我在那些禽兽面前从没有掉过一滴泪！”
一个日本人问道：“听说你们每接待完一个日本兵，会得到金钱补偿。”“他们在说谎！你有母亲吗，你有妻子吗，你有女儿吗？去问问她们，给她们多少钱，她们愿意每天被好几十个日本兵糟蹋！”
有记者谨慎地问道：“池大妈，你想得到日本政府的金钱赔偿吗？”池桂花的情绪再一次激动起来：“日本政府必须为此负责，赔偿多少钱能换回我的尊严！日本一定要公开道歉，要把这段历史清清楚楚地写进他们的书本里，让他们的母亲和女儿看看日本侵略军当年的罪恶行径。”
然而，这条中国“慰安妇”的索赔之路，异常崎岖难行。
1992年12月9日，东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首次“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在那里举行。
在大会讲台上，中国的唯一代表、当时64岁的万爱花站了起来。她脱掉上衣，指着身体上的道道伤痕，揭露侵华日军的暴行。当讲到当年她在被日军摧残后并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断以致终身残疾时，她当场昏倒在听证台上。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仅15岁的她先后三次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百般蹂躏，导致终身不育。老人全身是病。当年受日军残酷迫害，万爱花大腿和肋骨有好几处骨折，身体严重变形，右耳被日军撕裂，左耳短了一截，下身严重溃烂。
老人对《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说：“我恨的是日本鬼子，不恨日本老百姓。前些年，一个日本女人，要给我赔偿道歉。我说这是你们老人的罪，跟下一代没关系，我不接受你们的道歉。”
对于中国来说，万爱花这次控诉的意义不言而喻，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站出来向世界控诉日本的罪行。半个世纪前，超过20万名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包括她山西盂县的老乡侯冬娥。
本来，侯冬娥和万爱花是要一块去日本的。可是由于那天下雨，山路崎岖，接她的车无法赶到。那天，侯冬娥在家放声痛哭，这大概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过去几十年，她一直活在村里人的鄙视和猜疑中，很少有人叫她真名，都称她是“进过炮楼”的女人。
所有这一切，只因为她曾被日本人两次抓进炮楼，她因此从“盖山西”的美女变成了一个不成人形的病妇。对于那段历史，她却羞于向任何人提起，即便到1992年，一个叫张双兵的小学教师开导她走出来的时候，她还是说“丑啊”。
小学教师的开导不是没有来由的。1992年3月，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抗日战争中的民间受害者可以直接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损失。《法制日报》在当年也专门发表文章提出“受害赔偿论”：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虽然放弃了国家的战争赔偿，但并未放弃民间受害赔偿。
两年后的春天，侯冬娥悄无声息地死在山西盂县高庄最破烂矮小的窑洞里。帮她完成索赔心愿的是她的同乡姐妹刘面焕、侯巧莲、陈林桃、李秀梅4个受害者。1995年8月，她们首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并要求日本政府向她们每人赔偿2000万日元，由此拉开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的序幕。
然而，对于中国“慰安妇”的历史，当时很多人并不了解。即便是后来为“慰安妇”对日索赔担任中方律师的康健，一直到1995年9月才第一次听说相关事宜。“那时候没人吭声，之前一直传的就是军妓。”康健沉默了一下之后，继续说，“当时，从我的角度来想，即使是妓女的话，她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啊。”
后来的情况是康健事先没有想到的。“本以为跑一次山西就完了，却一参与就是12年。总共四起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中，我参与了三件。”康健说，为了调查取证去山西至少十次以上。
次年春节刚过，康健就和助理一起去山西进行调查取证。让康健最为深刻的记忆是，“1996年春节刚过我去侯巧莲家的时候，她就说，要是村里人问起来，就说是北京来的亲戚，不是律师来调查。我们调查的时候，‘慰安妇’们也不让自己的子女在旁边听。”
2001年4月，黑龙江东宁要塞附近的一个偏僻的小村，75岁的慰安妇幸存者艾香，当初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辽沈晚报》记者的采访，谈起了56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
艾香的身世其实有点特殊，她的父母渡海到日本打工，她便出生在日本。她从7岁时就开始在日本一家旅店做苦役，劳作到15岁。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陌生女人。后来，艾香才知道，这个女人的丈夫在日本关东军。女人让艾香跟她去中国工厂，说顿顿可吃上大米饭，工钱也比家里这边多得多。到时，母亲和妹妹都可以接过去住。
不久，艾香别了母亲妹妹，带着对新生活的憧憬，和那个女人登上了开往牡丹江的火车。这一年是1942年。火车开到了东宁要塞，在一处平坦的山坡上，孤零零地坐落着两排盖着稻草的平房。每个平房都能有五六十米长，中间是走廊，两边有20多间小屋。到处是年轻的女孩子，每个平房里都有20多个18至20岁的女人。
艾香开始的工作就是烧开水，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烧10多炉水，后来她知道，这些水是慰安妇用来洗下身的。艾香还看到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军官和士兵，站着排进进出出，从早上7点到凌晨两点。屋里，女人的惨叫声不断。
10多天后，艾香同样分到一间小屋。小屋有10多平方米，屋里有一铺炕和一个放东西的柜子，柜子上面有一面镜子。一扇木门挨着走廊的方向，没有锁。老板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译），并把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挂在房间外，另一个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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