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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我误解你了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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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没有锁。老板给她起了个日本名字叫“米脂高”（音译），并把写有她名字的牌子挂在房间外，另一个牌子挂在柜台那里。前来寻欢的日本兵先向柜台点人，再拿着日本钱给她，她不认识上面写着什么，但每次是一张纸钞或一个铜板。她再拿着钱去老板那里换一个纸壳做的，上面写有“2”字的票。
第一次，进来一个日本兵，把她吓坏了，然后，一个接一个……还是处女的艾香痛不欲生。艾香说，每天达不到15个小票，老板和日本兵不让吃饭，还要打耳光、泼凉水、罚跪。
后来，艾香知道了自己这间慰安所叫“爱简所”，另一个叫“东京亭”。每天都有日本兵排队等着，最多一天要接待20多个人，有时达到休克为止。
等得不耐烦了，日本兵们就用脚踢门，白天一般是士兵，在半小时左右；军官从晚8时到次日晨2时，但只要有军人到，慰安妇就不能休息。慰安妇多数都得了病，且不能生育。至今艾香仍是腿痛不断。艾香说，完成任务的慰安妇吃的是高粱米饭、大葱蘸盐面。过年时高粱米里掺一些大米，没有钱。没有完成任务的慰安妇饿得受不了，就去偷点青萝卜吃，被日本兵发现后，扒光衣服，用木棍往死里打，边打边取笑。
每次慰安妇接待完了，再难受也得化妆抹粉，笑脸迎接下一个。否则，一经发现，就打得死去活来，还往鼻子里灌辣椒水，醒过来还得接客。对于生病的慰安妇是不给治的，也不给饭吃，眼看着死去。艾香说，她亲眼看着一个姐姐病死后被裹上自己的被子，由两个日本兵抬到山顶扔了下去。
慰安妇是跑不出去的，因为四面都是日本兵营，没有通行证就会被抓回来。
3年，1000多个日夜，艾香一生最美好的青春岁月、自由、爱情、尊严，全都埋葬在这间慰安所里。
1945年的夏天，艾香发现这天早晨一个日本兵都没来。老板也没了，她和姐姐们走出去，发现天上是轰鸣的战斗机。她知道自己解放了。慰安妇四处逃生，艾香就在附近的一个村子生活下来。19岁时，艾香嫁给了当地一名24岁的小伙子，他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了。31岁时，艾香又找了一个老伴，1995年去世了。她从未向家人透露过自己的身世，这段屈辱的人生经历始终深埋于心。
当记者把2001年2月日本右翼势力称“能成为慰安妇，对这些妇女而言，反而是出人头地，且收入稳定，也可以存钱，并非被迫从军，而是自愿且享有尊严”的言论说给艾香听时，她大声喊叫，并从炕上冲出屋去。这是老人气愤至极的表现。她不忍当着客人面发作，过了10多分钟，老人才回来，深深鞠躬，表示歉意，却仍是心绪难平。
日本是唯一一个建立慰安妇制度的国家。但对于那段历史，日本人也并不比中国人了解更多。“他们对那段历史了解太少。他们问的问题太荒唐了，当时日本支援会的人问老人‘你怎么没跑啊’。我说日本鬼子拿枪逼迫着怎么可能跑呢。”律师康健回忆说。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在战争结束时，由于日本政府和军部有意地销毁档案，使得这个性奴隶制度的秘密被掩盖了半个世纪，到上世纪90年代初，才被人们逐渐地了解。”
第四章 拖到死
据了解，目前在中国幸存的“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估计有几百人，而经过有关机构调查访问到的只有五十几名，她们最小的已经71岁了，而最大的已有92岁，并且大都疾病缠身，生活艰难。
日本亚洲女性资料研究中心主任松井耶与里说：“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在等这些受害者都死去，目的就是不想解决这件事。”
不仅是这些活人证等不得，连见证了那段历史的死物也岌岌可危。2004年6月，在四周林立的高楼中，南京利济巷2号民国老宅“慰安所”显得破乱不堪。一个月后，这里就被拆迁了。
2003年11月20日，82岁的朝鲜老人朴永心来到利济巷2号。这里曾是国民党将领杨普庆的私产，“南京大屠杀”之后被日本人征作“慰安所”。这是一栋两层、每层约30个房间的筒子楼。朴永心站在雨中痛哭良久，然后喃喃地说：“就是这里了。”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向媒体表示，“利济巷2号－18号的九栋楼及周边附属设施，约4800平方米的范围，是侵华日军的重要罪证。尤其是2号，是目前唯一被健在的‘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
南京市政府有关人士介绍说，利济巷2号所在的南京白下区长白街科巷地块，经市政府批准，纳入2003年南京市土地储备计划，系以危旧房为主的旧城改造区。由于这一地块所涉及的建筑（包括曾经被韩籍“慰安妇”指认的“慰安所”——南京利济巷2号）目前并没有被确认为文物单位，遵照新拆迁法，市房产局经过严格审查后，依法颁发了拆迁许可证。作为日军侵华期间慰安妇制度的实物见证，许多慰安所遗址都和利济巷2号一样，面临着被拆迁的命运。
尽管原因各异、过程曲折，上海最早、最完整的两处日军慰安所遗址还是被保留下来。前者是位于虹口区的“大一沙龙”，后者位于浦东钱仓路350号。
“浦东那个是因为它是民国时期特色建筑被保留。”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海已发现超过160个慰安所，且主要集中在虹口区四川北路沿线，这里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聚集之地。
苏智良是国内介入“慰安妇”研究最早的学者。而事实上，在1991年之前，他连“慰安妇”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
“1991年之前，中国教科书中的二战史、抗日战争史都没有这个提法。”苏智良说，“这里头有很多原因。本身战后的审判没有把‘慰安妇’作为性奴隶制度来审判，另外日本政府和军队毁掉很多文件，受害国的女性受害者又难于启齿。”
苏智良得知有这段历史的时间是在1991年8月，韩国慰安妇金学顺站出来，讲出了自己的身份并向日本政府抗议，举世震惊。
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1931年底，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４个日本侨民经营的场所，指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苏智良说，这正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下了高速的轻轨，穿过繁华的四川北路，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就在眼前。和周围林立的商厦比，这几幢房屋矮小、寂寞。20世纪30年代，它们有另一个称呼：大一沙龙。
如今，房屋内外和过去似乎有些“脱节”：1号门口附近2个日式花瓶，被放上居民种的盆栽；地面上当年的彩色花纹，亦大半褪色。走进屋，白天要打开灯；踏上木质楼梯，“吱吱”声传来。
记得旧事者，存世已不多。“隔壁一个老头，住这里几十年。去年刚走了。”1号屋里一个阿婆说。她是1983年搬进来的，“住下后，才晓得这里曾是慰安所。”这些年来，随着楼里人家增多，他们都按自己的需要重新装修房子＇。 ＇。原来相连的3幢房屋被隔了起来。眼下，1号楼住着20多户人家，3幢楼住户近100家。
虹口区公平路是条小路。公交车经过时，路有点嘈杂。记者找到这条路425弄12号前，得穿过一个一个公厕。
“这里和对面原本有墙隔开。”12号居民老徐说。实际上，真正隔开对面房子的是一段历史。这是一个民营慰安所，号称海军在沪最大的慰安所——“海乃家”。当时，他的主人是一个日本退役海军士兵，叫坂下熊藏。
他的儿子坂下元司在《海乃家慰安所的证言》中记载了不堪回首的一段历史：日军用刺刀赶走房主，办起了“海乃家”，最盛时有45名“慰安妇”。1944年，他去上海与父亲团聚，“在我睡房里，安全套在榻榻米上堆成小山。一位军妓瘦黄的腿肿得高高的，比普通女孩粗一倍。她躺在床上，被子只遮住肚子，约10天后便死了。遗体暂放海军那儿。大车拉来伙食，又拉走尸体。”
如今，“慰安妇”们陆续离世，当年的“慰安所”也相继被拆，所有事情都会成为过往，没错，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都会被人遗忘。拖着，等着，等她们去世，等它们被拆，然后拍拍手说：我没干过，否则你拿出证据来。什么样的人，会干出这种事？
2001年10月4日，美国联邦法院法官驳回了15名慰安妇对日本政府的起诉，称由于日本是主权国家，因此无法在美国起诉其政府。
据路透社报道，原告15名妇女只是当时20万慰安妇的小部分，她们来自朝鲜半岛、中国大陆、菲律宾及中国台湾。20世纪30至40年代期间，她们被日本军方强迫提供性服务。这些妇女认为在美国法院更容易打赢官司，于是，2001年5月她们在美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但却遭到了美国司法部和日本政府的反对。
2001年12月4日，荷兰海牙一个针对日本“慰安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日本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松井石根等8人因为二战时期在亚洲推行“慰安妇”制度而犯下反人道罪。可是，日本政府不会因为这个判决承担任何责任，因为这个模拟法庭的宣判只是民间行为。在模拟法庭进行的判决结果没有法律效力。
2010年3月3日，日本最高法院终审驳回了8名中国慰安妇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此前一审判决称“原告即使有赔偿请求权，也超过了时限”，二审认为“中国在《日中联合声明》中放弃了个人赔偿请求权，因此原告失去了索赔权”。
第七卷 谁威胁谁？——日本财团“布控”中国
第一章 穿西装的军团
2010年的博鳌论坛上，日本经济学家山崎养世说：“日企搬到中国引发日本高失业率。”
内容提要
日本三井财团就如一艘核潜艇——它就潜伏在你身边，但你却感受不到它。
对于日本经济，人们看到的其实是两个：一个就是本土经济，遭遇天花板而步履蹒跚；另一个则是它的离岸经济，在全球配置资源，暗自发力，由跨国公司与财团为单位串联起来的庞大帝国已经悄然形成。
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曾在日本《呼声》月刊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写道：“只要仔细分析中国的实态，我还是认为，中国的未来掌握在日本和美国手中。”这篇文章充满了日本人的傲气，长谷川庆太郎预测：“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越来越削弱。”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
人们可能不知道三井，但肯定知道丰田、东芝、索尼、松下、三洋，这几个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它们竟然都属于同一个财团——三井财团。而由这些企业组成的经理会称为二木会，是三井财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作为三井财团的最大分支，三井物产早在1995年就排名世界500强第二，并且连续5年以上进入世界500强前三名。
日本有6大财团，三井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日本明治维新就是三井背后投资，此外，三井资助过孙中山，二战期间，三井是军国主义的帮凶，三井类似于中国温州的“商帮”，是一个将贸易、投资和产经结合在一起的财阀。
三井集团有很多企业没有加三井的名字，比如说东芝、索尼、石川岛播磨重工、王子造纸。三井对500强排名从来都不屑一顾。三井财团体系内的500强企业有一大把，财团所属的成员企业就有丰田、东芝、索尼等全球行业翘楚，财团投资、参股的关联企业则延伸到通用、西门子、爱立信等全球顶级阵营。如果三井想争500强排名的风光，只需简单地将财团所属企业的财务报表并进三井，就可以轻松坐到世界第一的位置。
三井财团资产总额为3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亿），雇员近24万人。核心成员有24家大垄断公司，其中银行2家、保险公司2家、工矿企业15家、商社1家、大百货商店1家、房地产行业1家和运输企业2家。
在世界范围内，三井投资、参股的企业几乎无所不在，三井财团的经理会成员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公司共达150多家，但是在三井关联企业的身上基本看不到三井的名称。三井就如一艘核潜艇——它就潜伏在你身边，但你却感受不到它。
2008年10月中旬开始，一本名为《三井帝国在行动——揭开日本财团的中国布局》的书在网上热传，被认为是继《货币战争》后，又一振聋发聩之作。白益民，这个在三井公司服务了12年的北京人，揭开了日本经济的秘密。
他有一段自己在日本三井的工作经历：北京轻工学院毕业后他在一轻总公司工作了2年，当时大家都想去外企，他也应聘了很多公司，都不成功，没想后来倒被三井录用了。那时他和大家一样，不知道三井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三洋、索尼、松下等。他外公那年90岁，他知道旧上海有家三井银行，说是家大公司，这是他当时知道的唯一信息。
据他介绍，当时三井在中国只有一个办事处，不经营，只收集信息，并协助东京本部工作。1995年，他帮助公司将一船玉米（5万吨）卖到中国，这是历史首次，引起了总部的轰动，调他到东京本部“研习”3个月，这样白益民才有机会真正了解三井。
到东京“研修”的白益民，一下就被震撼了，日本不产玉米，卖的都是美国玉米，但在国际玉米贸易中，却起着重要作用。三井每年向中国台湾和韩国出口200万吨玉米，日本与美国同时报价，美国到岸价100美元，日本却能报99美元。很多人会问，那不是做的亏本买卖吗？
白益民解释道，其实不亏本，三井是用现货与期货对冲，将盈利最大化。也就是说三井根据对本地市场信息分析，推断出未来价格变化的空间，这样就可以放低现货价格，大量购进，当价格上浮时，日本人就赚钱了，即使价格下跌，他们也可以通过现货贸易、深加工等减少损失。日本财团是金融、产业、贸易一体的，便于现货与期货对冲操作，这样相互支撑，大大降低风险，相比之下，美国期货都是单独的公司在做，没有贸易、产业支撑，是纯粹的投机。由于有对冲机制，三井可从事大宗购买，这样物流也便宜。
白益民专门研究过，日本经济源于农耕文明，非常精细，而美国经济更像游牧文明，相对粗放。日本的商业文化是中国传过去的，包括“三井”这个名称都来自中国温州。中国宋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体，以后明代也有所恢复，但最终都被游牧民族消灭。“大量的宋、明移民到了日本，我看过一份资料，其中80％的移民来自江、浙、闽、徽，这恰恰是中国商业最繁荣的地区，相比之下，今天中国温州商帮实际上是正在恢复我们的传统商业文明”。
日本的财团近似于中国温州的“商帮”，商帮有钱庄和商会，分别负责经营和金融；日本财团更现代化，金融中包含保险、银行等，经营则由商社负责。日本财团和美国不同，美国收购企业是为了包装一下再卖掉，赚“快钱”，而日本财团的盈利都是通过经营，仿佛温州“商帮”，遇到一个好的实业，大家都投入一点，经营好了大家分利，很少拿钱去股市投机，或炒卖公司。
日本财团一般只购买企业10％左右的股份，但购买数量非常大，可能达几千家，这样，你的产业上下游都被人家买了，你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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