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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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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连劳模称号都被抹掉了。但是我想，“罢考”的目的是呼吁给国企改革松绑，我不怕。幸运的是，我的做法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支持。杭州市领导以及一些主管部门负责人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减轻厂长的负担，加强对企业的服务，为厂长经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上海市也提出了类似举措。
◆披洋衣——花钱买体制
“考厂长”被轰掉了，但是，在反对“考厂长”中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却始终在我的头脑中转来转去：为什么形式主义这一套东西喜欢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来摆弄？我熟悉不少外资、合资、乡镇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他们的考试，包括评比、检查、开会等等，就比国企少多了。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老虎”，关键是，现在这只“老虎”被束缚住了手脚，所以反而斗不过放开手脚的“猴子”。要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必须放开它的手脚。我想到了转变经营机制。
要转变经营机制，和外商合资经营是一条最直接、最简捷的路。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谁都知道，冯根生是以高举民族药业大旗闻名的，如今怎么想起来要披上一件“洋衣服”？岂不知，我是要通过合资，解开捆在国有企业身上的重重束缚，更快更好地发展。
当时一些国有企业和外方合资，实际上是被对方吃掉。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要探索出一条合资的新路，合资后，非但不被对方吃掉，还要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几经考虑，我们在杭州第二中药厂之上，组建了一个母公司——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有限公司。有了这个母公司和没有这个母公司大不一样：没有它，“杭中二”的合资是自己叫卖自己，合资就像“全体入伙”，连品牌、秘方都要“合”进去；有了它呢，“杭中二”便从没娘儿变成了有娘儿，合资谈判成了“父母为儿女谈婚论嫁”。
而且，合资的是儿子不是母亲，这样一来，合资后不仅品牌、秘方等仍掌握在国有母公司手中，保证了合资后的利润回笼到国家手中，即使今后合作双方有了利益纠纷，当“娘”的还能以独立身份站出来，为“儿子”当家做主。
经过几轮艰苦的谈判，我们最终和泰国正大集团握手，双方合作成立了正大青春宝药业有限公司。合资增值，这一事例不仅在杭州、在浙江取得了很大反响，还引起了国务院相关部门的关注。
◆儿子吃老子——兼并胡庆余堂
1972年，胡庆余堂郊外车间独立出来升格为杭州第二中药厂以后，我虽然离开了胡庆余堂，但在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它。改革开放以后，胡庆余堂和杭州第二中药厂一样，面临着同样的外部形势。但是，由于改革乏力等原因，它和“杭中二”比较起来，发展速度大大滞后了，已经到了资不抵债的边缘。当初“分家”时，“杭中二”的产值、利税不到胡庆余堂的十分之一，到了1996年，由“杭中二”发展而成的青春宝集团对国家的贡献，已经是胡庆余堂的十倍，也就是说，二十四年间，两者的差距扩大到了一百倍之多。
看着胡庆余堂的衰落，我生气、着急。1996年年底，市政府牵头让我们两家企业实施“强强联合”。说是联合，谁都知道，这是兼并。这下可掀起了轩然大波。从历史上说，青春宝是胡庆余堂当年分出去的一个车间，是“儿子”，如今，“儿子”反过头来吃了“老子”，这还了得！面对议论，我告诉他们，改革开放就是竞争，如果任由胡庆余堂这样衰败下去，莫道“儿子”吃了“老子”，“孙子”吃掉“爷爷”也有可能。
针对胡庆余堂的现状，我开出了十二个字的“药方”：擦亮牌子，转换机制，清理摊子。并派出了得力干部。结果，转年胡庆余堂就取得了销售额、出口额和利税的三大突破，现在更发展成拥有多家企业、工商贸的综合公司，成了集团中经济效益仅次于正大青春宝药业公司的“二姐”。
◆股份风波——破解三百万元难题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在理论上做出了令人瞩目的重大突破，提出了新的分配机制，资金、土地、厂房、设备、工具等有形资产，以及经营机制和经营者的智慧、学识、才能等无形资产，统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学过文件，正大青春宝董事会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乘势而上，实施职工内部持股，即把企业的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企业员工，让员工从单一的打工者变成既是打工者、又是股东，让他们真正与企业生死与共，成为企业的主人。决议做出后，执行时却遇到困境，首当其冲的是我这个总裁。
按董事会的规定，这次内部股份暂定为公司中方净资产的50％，按现代企业制度，总裁起码应该认购2％的股份，也就是三百万元。面对决议，我是亦喜亦忧。喜的是职工持股后，工作态度、干劲和爱厂意识必然会再上一个台阶，企业也会因此留住一批管理、技术、销售人才；忧的是三百万的巨额资金从何而来？合资前，我拿的是国营厂长的薪水，每月的工资是四百八十元整，成为合资企业的总裁后，工资有了较大幅度提升，也不过每月几千元。把这些年的所有积蓄加在一起，顶多能够凑出一二十万元，三百万，我买不起呀！
我买不起，偏偏职工们眼巴巴地看着，希望我带头。有位老职工说：“想让职工持股，你当老总的必须带头买大股，你不买，说明你对企业前途没有信心，我们谁还敢伸手？”
这真是一道难题。《钱江晚报》等媒体还就此展开了一场大讨论。
有人说应该给我奖励，有人说可以用送“干股”的方式解决。但讨论归讨论，并没有解决实际问题。惟一的途径是向银行贷款，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如果贷款，仅每天付给银行的利息就是七百多元，这是多大的压力！在一次家庭会议上，我把贷款持股问题的意向，以及所要承担的风险，向全家人做了说明。让我感动的是，一家老小都支持我的改革事业，二儿子还向我提供了经济支持，让我能够少贷一点款。最后我贷款二百七十万，购买了2％的股份。
看我带了头，全公司掀起了职工购股的热潮。至1998年7月12日，职工认购资金全部到位，认购率达到百分之百。实话实说，这次职工内部持股，对我个人来说并不圆满，但是它推动了企业改革，并且带动了一批企业向股份制进军。
◆我的长青宝典：飞出猎枪的射程
在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乃至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家中，我是个“长命”的，从1949年到2007年，我的工龄已经达到五十八年，经历了解放前、解放后、“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多个时代，至今仍然在岗。从1972年起，我一直在一家企业担任主要领导，至今也有三十五个年头。
所以，经常有人间我，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你却能够一次次地“出头”而不败，享有“改革长青树”的美名，对此你想说什么？你“长青”背后的秘诀是什么？
要改革必然要遭遇风险，在这方面，我是国企的幸运儿。在历次改革中，我也面临过一次次的明枪暗箭，流言打击，有几次还险些被撤职，只不过由于种种机缘，至今仍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总结多年经验，对影响国有企业家“长寿”的外因，我想说三句话：一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安心的机制，不要随随便便出现国企厂长、经理“一个通知就开路（解职）”的情况；二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喘气”的机会，企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低谷时，要充分理解、支持＋帮助他们；三是要给国有企业家一个摸索连续发展思路的机会，不要频繁更换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至于我能够“长青”的内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既然当了改革的出头鸟，就一定要尽力地高飞，千万不要飞飞停停，那样反而容易被猎枪打中。只要你保护好心脏——不要有私心，即使别处被打伤了还是拼命飞，只要飞出了射程，再好的老枪也打不中你了。
第05章 温元凯：亲历八十年代商业启蒙
【温元凯小传】
尽管到今天，认识1946年出生的温元凯的人大多也已入暮年，而尚记得他的辉煌历史——他曾向邓小平建议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直谏中央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写作并出版1984年风靡全国的《中国的大趋势》，在全国近三百个城市进行了四百余场演讲，提出中国应制定一部《企业破产法》的人大议案等等往事的人一定也不多，而若知晓他后来还办过公司，从而成功地由科学家转到思想家，又从思想家转到企业家的人，相信更是稀少，但温元凯却绝对是一个该被书写，被历史记住的人。
温元凯出生于江苏无锡，1970年，大学毕业的温元凯被下放到安徽一个军垦农场，也由此跟安徽结下不解之缘。此后温元凯被辗转分配到浙江绍兴的一个工厂，一个偶然的机会，温元凯成了中国高校里最早“回炉”的老三届的大学生，成了中国科技大学一名年轻的助教。
1976年，正值推翻“四人帮”，于是温元凯在学术刊物上频频发表论文，引起国内外同行关注，也再次受到压制。1977年6月，他憋着一股气，给当时已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方毅写信。没想到，方毅看了他的信以后，立刻给他回信，并推荐他参加由邓小平召集的科教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温元凯一鸣惊人，大胆建议恢复高考，派遣留学生，邓小平当场接受，当年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恢复高考行动。温元凯的命运也随之彻底改变——那个曾经建议派遣留学生的温元凯成为了第一批留学法国的新中国青年。
此后的温元凯一发而不可收拾，1982年他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1984年，他的专著《中国的大趋势》问世，这对当时的中国改革形成了极大的冲击，由此温元凯成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被港报称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1988年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当然，温元凯的人生丰富度远远不止这些。1992年，他受邀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从事量子生物学的研究。后进入华尔街，三年的银行投资工作经历使他从一个科学家转变为一个金融家。1997年回国，投身于中国资本市场运作，致力于金融策划工作。同时，温元凯又不断出版图书，发表他那些一如既往的惊世语言——他说：“有香港刊物称我是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我自认为是新思想的启蒙者，这个称号我当之无愧。”他又在2007年出版的图书《牛市一万点》中说：
“保守地讲，上证综指将在2010年登上一万点。未来三年，中国将造就一亿中产阶级和数百名‘中国巴菲特’。”尽管这些语言在今天看来有些苍白与自大，但一个人能经历数十年，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己的声音，也是价值所在。
◆一个好学生
我出生在一个清苦的工人家庭，父母均是失业工人，靠叔叔的接济生活。虽然家境清贫，从小家里一本书都没有，但我靠给图书馆做义务服务员而有机会读到很多书。我看过的《居里夫人传》和《元素的故事》这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差不多从中学开始，我的理想就是要做一个居里夫人那样的科学家。这些书启发了我对科学的兴趣，我甚至自己在家做化学试验。
1963年，我如愿考上了南京大学化学系。应该说，我是一个学习很勤奋很刻苦的人。但我基本靠自学来获取知识。大学二年级时，我对无机化学中的离子极化现象感兴趣，开始自学德语和俄语，钻研了大批英文、德文和俄文的原始化学文献，完成了两篇化学论文，后经南京大学著名无机化学权威戴安邦教授鉴评，认为水平已经超过吉林大学化学系两位讲师的同课题论文。
1966年，高教部以全国通报“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学习的好学生”对我予以表扬，共青团中央也给予了表彰。但是，“文革”很快开始了，我被迫离开了学校，下放到农村和军垦农场劳动改造，1972年到浙江绍兴长征塑料厂担任技术员。但我对化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止，其间进行了技术革新，开发了新产品“蓖麻油制造工程塑料尼龙11”。1973年，因为一个难得的机会，我被推荐到了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任助教，从此走上了教学和研究的道路。后来有人称我是经济学家，我不敢当，但是我可以毫不谦虚地称自己是化学家，我在化学上取得过一系列的学术成果。1974年，我就开始在“文革”后恢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979年被破格提升为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人民日报》曾以头版头条给予报道。
◆倡导教育改革
1977年8月2日，我接到一个电话，通知我第二天去北京参加“国务院科教座谈会”。接电话时，我既不知道会议将讨论哪些主题，也不知道有哪些人参加，更不知道将由谁来主持。就这样有些懵懂地上了飞机，直到第二天在机场，见到当时教育司司长刘道玉，他告诉我，这个座谈会由刚刚复出五天的邓小平同志亲自主持，将讨论科教改革方面的话题。
那天我们人住北京饭店，我看到参会人员名单中的三十三位代表全是德高望重的元老，全是科教界的老前辈，如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清华大学校长何东昌、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等，五十岁以下的只有三人，四十岁以下的仅有我一人。我当时三十一岁，是中国科技大学一个普通讲师，也是最年轻的代表。
会议开始了，一身军装的邓小平同志走进来。尽管他在开场白中表示要当科技教育的后勤部长，让大家多反映问题。会议刚开始的气氛有些沉闷，大家还在习惯性地做自我检查，讲一些套话。中午，协助邓小平同志组织会议的童大林（后任国家科委副主任）找到我们几个年轻代表，让我们多谈谈当前科技界存在的具体问题。受到鼓励后，在下午的会议上我抓住机会，大胆地提出了恢复高考制度的建议，建议由原来的工农推荐改为自愿报考、择优录取。邓小平同志当即表示赞同，并指示当年即开始实行。邓小平同志话音刚落，全场人员包括一旁送水的服务员都站起来热烈鼓掌，大家十分兴奋。在接下来的四天会议中，我又利用简报的形式提出恢复留学生制度和建立科学学派等建议。
恢复高考制度和留学生制度，改变了千千五万中国年轻人的命运。
当然这次会议也最终改变了我自己的命运。会后，《人民日报》以《不怕扣自由主义帽子的温元凯》进行专访，《中国青年报》发表题为《高于一切的追求》的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中也进行了报道，同时我也开始受邀去各地进行演讲。
1980年，我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夫人实验室留学，师从量子生物学世界级权威波尔曼教授夫妇，在此期间访问了美国和英国等十几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为期两年的留学生活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还改变了我的世界观：出国前，我以阶级眼光来看待世界；出国后，我认识到解放生产力的必要。在进行量子化学研究的同时，也看到了中国进行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迫切性。1982年我回国后，向中央上书呼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当年我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化学教研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
有了化学系这样一个舞台，我就有意识地在系内进行一系列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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