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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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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化学系这样一个舞台，我就有意识地在系内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就这样，一场波及全国的科教体制改革大潮，从一个化学教研室弥漫开来。
◆《中国的大趋势》风靡全国
当年，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席卷中国的知识界，全球信息化给世界也给中国带来了极大挑战。在这两本书的影响下，我总结自己平时演讲的内容写成了《中国的大趋势》一书，讲述了我所理解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次浪潮以及未来中国的大趋势。
《中国的大趋势》一书只有十几万字，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反响十分强烈。这本书出版后一下子风靡全国，它在1984年成为继《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的第二大畅销书，被很多知识分子传阅，至今仍然有人告诉我说那本书影响了他的人生。
我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必由之路。在书中我首先讲的就是全世界都在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再向信息社会的过渡，¨。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观念就需要更新，我们的社会体制需要改革，需要适应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的社会。社会要信息化，主要的就是要推劝科技、教育、经济领域的一系列改革，包括所有制改革和人才选拔制度改革。
上个世纪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都在酝酿着一股渴望进步、渴望变革的思潮，年轻人和知识分子渴望对外面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渴望发展与机会，而当时的体制又存在着压制人才、压制自由精神的弊端，因此，我和我同时代的一些志同道合者进行着改革思想的启蒙，关注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思想启蒙者与观念孵化器的作用。
◆五条战线同时作战
因为《中国的大趋势》的出版，我也成了知名的社会活动家、演说家、经济学者，被香港《明报》誉为“中国当代四大思想家”之一，后来又被评为“中国改革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同时在五条战线上作战：（文*冇*人－冇…书－屋－Ｗ－Γ－Ｓ－Ｈ－Ｕ）
第一条战线是教学。作为大学教授，上大课，带研究生。
第二条战线是科研。我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上发表了一百零六篇学术论文，出版十余本学术专著。我还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实验室。我们组织举办了第一届量子药理学、量子生物学和药物分子设计的研讨会，前后一共召开了三届。
第三条战线是担任行政职务。当时我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主任，兼职担任过安徽省教委副主任，也曾担任过安庆化工研究所的所长兼党委书记。
第四条战线是参加社会活动。全国两百多所高校派人来科大参观，我也不断地应邀到全国各地去演讲，累计在全国一百多所高校、一百多个城市的政府干部培训机构等进行演讲，宣传新技术革命浪潮，宣传思想观念变革。我的报告之所以受到听众欢迎，首先是因为思想具有前瞻性，能够开阔听众视野，提升他们的认识；其次是信息量大，融合了最新的国内外科技与管理成果；最后我也能够提出一系列对当前问题的解决方案。
对我来说，去做这些讲演报告多数是重复劳动，在各地演讲的内容大同小异，浪费了我很多时间与精力，但是我看到了讲演的影响力。在北大、清华和其他高校，台下挤满了黑压压的听众，甚至讲台上都坐满了学生，更有甚者爬到窗户上，一趴三个多小时，其情其景让人感动。
我上百次听人当面对我说：“温教授，你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听了你的报告，我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人生道路。”
当时大家渴望了解外部世界，对社会变革的观点如饥似渴，我的报告如此受到欢迎，对此我很欣慰。这也是我不能谢绝各地频繁邀请的原因。其中我印象较深的是在蛇口讲课那次。1984年6月14日，我访问蛇口工业区，给工业区干部、培训中心学员讲了《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和体制改革对策的探讨》和《现在创造型人才及其培养》两课，并多次与听讲者座谈。在讲话和座谈中，我对蛇口工业区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工业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第二次浪潮即工业文明的口号，第三次浪潮的口号应该是“信息就是资源，效率就是生命，人才就是资本”。工业区应该特别注重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发展趋势，注意信息收集，克服因地理和交通原因而远离文化中心带来的弱点，要进一步注意从全国各地用各种方式和各种形式引进各类专门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包括智囊团、顾问团和咨询委员会；
2．蛇口的干部比较精简，尤其经理人业务量大，忙于业务，存在着知识老化和缺乏新思想等问题；
3．应该提高“知识和主意”的价值，蛇口工资改革中工资差别较小，这不是改革的方向，应扩大差别；
4．特区应该加强内联，二线不应成为特区与内地关系的障碍，招商局和蛇口工业区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应像三洋公司在世界各国有分公司一样，在全国各地也可以有它的分公司，扩大业务范围。
第五条战线是在实务层面参与社会改革。我到过很多国家，知道破产对于企业进步是很重要的。因此当1984年曹思源提出制订《企业破产法》时，我就召集了三十二个人帮助曹思源来做这项工作，并把这项提议作为议案在人大会议上提出来。同时，我在中国最早提出《全国代表大会公民旁听制度》的立法提案，呼吁《专利法》的订立等等，这些都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另外我还开办了“文革”后的第一家科技公司。
◆把科技转化为财富
1984年我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文革”后中国第一家科技公司——振华新技术开发公司。它主要从事技术转让活动，尝试着将科技转化为财富。大学创办科技公司在当时是个创举。象牙塔里的教授出来办企业赚钱，然后还用这笔收入来支持科研与教学，这是在当时铁板一块的教育科研机制下长出来的一株幼苗。
我们当时主要进行技术咨询与专利技术转让。我们没有向学校向国家要一分钱，每一分钱都是我们自己挣的，每一张桌椅都是自己的劳动所得。我们从两千元的咨询费做起。这种宝贵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财富。我们的赖氨酸面包，让至少五百个个体户有了致富之路，最有名的是让一个合肥的民营企业家通过面包厂起家成为身价几千万的富翁，这十分令人鼓舞。
我们是最早推动中国知识分子富起来的实践者。我们系的老师因为有信息咨询费，收入得到明显改善，我们也有了更多的钱来推动学术活动。我们在全国高校最早开展了自己出资的学术活动，组织了全国信息资源开发研讨会，主办了量子生物学和量子药理学研讨会，赞助了第124届国际天体物理学术交流会。
很多知识分子有让财富与科技相结合的想法，但我们是最早的实践者。可以说，后来的校办企业北大方正等，都受到过我们的影响。正是在创办了科技公司的基础上，我后来支持创办了《科技咨询报》，这是中国第一份以科技开发和科技咨询为主题的报纸，当时也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某种意义上，我是第一个鼓吹建立“中国硅谷”的人。当时我认识了一个台湾的记者，他写了一本《硅谷人》的书，我把这本书的观念引进到大陆来。在我们这一批人的倡导下，后来中国大陆才有了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才有了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后来在全国建立的无数个高新技术开发区。
第06章 王振滔：两烧温州鞋
【王振滔小传】
在三十年的改革史上，温州企业家是十分显赫而醒目的一个独特集团。他们是最早的市场经济启蒙者，从一开始便以集团军作战的模式自我发展与互通信息，也是在全国尚处于懵懂期时，温州商人便开始纵横天下，遍地开花。现如今，温州已形成诸多特色产业，尤以服装、鞋具广为人知。奥康是个中代表，而奥康创始人王振滔的历程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温州商人的发展史。
与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温州人一样，1965年出生的王振滔小时候家境贫寒，这在人多地少的温州是普遍现象，也因为这样客观的现实，逼迫着温州人走向全国。尽管如此，像王振滔这样的闯荡者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罕见的抱团式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独特的“温州现象”。具体过程为一人先外出觅发展机会，找到后马上通知温州的乡亲朋友，然后带出一窝温州人。有个小故事能显著地说明温州人的这种特性——有个温州人在北京发现商机，于是马上发电报回温州，为了节约起见，他发给老乡的电报只有六个字：钱多人傻速来。这样的故事是典型的温州特色，精简、节约、高效，目的永远是第一位的。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振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湖北经商，产品便是温州皮鞋，当然，这和现在的温州鞋还是两个概念。
作为温州皮鞋大军中的一员，王振滔和奥康的发展受到过三把火的影响，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第一把火…1987年的产品危机。是年，温州皮鞋在中国已是恶名远扬，经常有传闻：在温州买的皮鞋，穿了一天便脱底了，拿回家一看，原来是纸做的！当时这样的新闻比比皆是，最终在这一年里爆发了。为打击假冒伪劣，杭州市工商局将全市收拢的温州皮鞋堆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门广场，然后用一把火烧掉了温州皮鞋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从此温州皮鞋如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在遭遇产品危机后，在武汉经营的王振滔亦受其害，他苦心累积的二十多万产品也同样被没收，但这反而让众多温州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1988年，依靠三万元起步资本，王振滔创立了奥康品牌，由此意外走上了品牌发展的道路，这多少有点被逼无奈地进行产业升级，却无意中捡了金元宝的意味。
影响王振滔的另外两把火则是另种意义上的事件：在武林门广场烧假冒伪劣皮鞋后，1999年圣诞节前夕，已经走过十一年历程的奥康为打击假冒奥康产品，亦在武林门广场上烧掉了一堆皮鞋，不过这次象征的是温州品牌的崛起。而第三把火则是发生在西班牙的烧鞋事件，2004年，温州制造已像中国制造一样遍布全球，于是在西班牙的埃尔切市，温州人在当地低价销售的皮鞋又被付之一炬，而此次事件则让整个中国制造都感受到了产业升级的痛楚。
以奥康为代表的温州商人之所以能在三十年历史中留下浓墨的一笔，很大程度上跟他们经商习气中的精神相关。温州人重商道，为了商业利益和自身发展不惜赴汤蹈火，在这样的目标下，他们又展现了江南人性格中睿智的一面，比如奥康在此次奥运盛宴中，以极小成本获得奥运赞助商资格便是典型的一役。这些特点无疑是现代中国制造中所缺乏的，也是温州经验至今仍在传播的主要原因。
◆创业之火，可以燎原
我小时候家境不好，家中孩子多，没上完初中就辍学了。为了能贴补家用尽一个长子的义务，我开过米厂，当过木匠，还去过湖北推销我们温州产的鞋子。之前的1982年国家颁布的《宪法》已经承认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并明确表示国家会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权益，这其实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走出农村发展个体经济是个很好的鼓励。但是当时国营经济仍然占绝大部分，个体户的地位并不高。
我在武汉推销鞋子都是打阵地战，没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加上当时许多人对温州货存有偏见，进国营商场卖温州鞋那是不可想象的。我想如果自己的鞋子能得到这些带偏见的人的认可，那我的影响岂不是很大？于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找当地一个商场的经理，提出由商场提供柜台，自己提供产品和人员的“厂商联营”模式，最终我的鞋子进入了商场，这在当时可是开创先河之举。后来我还发展了订制鞋子的业务，生意有了起色，并先后在当地几家有名的商场开设了多个柜台。
当时，温州生产了不少假冒伪劣的皮鞋，在全国影响很坏。1987年浙江省工商部门将在全国各地查抄的假冒伪劣温州鞋，集中在杭州武林门广场，一把火烧掉，轰动了全国。那把火烧完的第二天，我正在从武汉回温州的车上，准备进一批皮鞋回武汉卖。路上就听见大家在议论烧温州鞋的事情，不过感觉不以为然，因为我进的皮鞋质量一直都不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第二天刚进家门，杭州就打来电话，说是出大事了，我们价值二十多万元的鞋全被没收了。
谁能想到，一夜之间温州鞋就成为了“瘟鞋”的代名词，大家都避之惟恐不及。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自己卖的明明是真皮皮鞋，一下子也都打了水漂。虽然最后经过艰难的诉讼，我拿到了两千多元的赔偿，但是多年的辛苦和努力也都付诸东流。
温州人向来以善于做生意而出名，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前，很多温州商人都停留在只注重赚钱的商人层次，而且相当多的人都是赚钱至上，一时之间假冒伪劣盛行，导致温州货很快就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
不过，真没想到，那把火反倒烧起了我的豪情和决心：温州人如果连鞋子都做不好，还能够做什么？我要从头做起，自己做鞋，做人见人爱的温州鞋！于是，我回到老家，用借来的三万元钱创办了奥康集团的前身。我还为自己的皮鞋想了个朗朗上口的商标：奥林。奥林，奥林匹克，这在当时正在筹办亚运会的中国，可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不过，因为涉及到国际共有品牌，不得不改为“奥康”：发扬奥林匹克精神，推进企业健康发展。我们要为温州皮鞋雪耻。
我又扛着自己生产的皮鞋，重返武汉。把自己亲手生产的皮鞋送到武汉大大小小的商场，但人家愣是不收。好不容易以试销的方式，把鞋子摆进了汉阳一家商场的鞋柜，一连半个月，就是无人间津。有一次，我一大早就在柜台前贴出告示：“这不是被焚烧的温州皮鞋，而是经久耐穿的奥康皮鞋，保质期六个月，出现质量问题，以一赔二。”终于，开始有顾客光顾了。多年来，信誉一直就被我们奥康视为企业的生命线，因为正是凭着诚信经营，我们才赢得丁国内外客商的青睐，奥康集团也因此而得到迅猛发展。
◆从内部突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到这时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正获得了稳定成长的外部环境，需要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修炼。
奥康也是在改革开放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上没有概念，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更谈不上经验，就是凭感觉，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有一点很清楚，信誉是我们发展生存的根本。所以我最害怕的就是员工的质量意识淡薄，质量没有保障，大家就要丢饭碗。2000年7月，奥康集团就解聘了八名高层人员，原因是他们所负责生产的皮鞋质量不合格。尽管这批产品基本达到各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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