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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中的玫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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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我也会非常羡慕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我会想，如果有一天，我工作不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兴趣，那该有多好。
但是，我想：大部分人会和我一样，只是随着工作成绩的积累，可能单纯为了生存的因素在慢慢变小，而且当一个人有了很多钱的时候，他应该又会有别的欲望产生，又有了其他的压力，所以我对自己说，也不要羡慕别人，先把自己实实在在地做好。
七年｜之后
我不再是负资产
2004年，不要说负资产，就连供楼这样的词语，对于大部分的内地民众来说，都非常陌生。那个时候，当开玩笑地说起自己一辈子给银行打工时，很多内地的朋友都无法理解里面的含义。
也就是几年之后，供楼这样的生活方式忽然成了内地的一种常态，而内地网民用的词更加形象：房奴。当然，是不是做房子的奴隶，说到底，还是自己的选择。
尽管专家们不断地预期，楼价总有下跌的一天，但是事实却是，房地产成为最保值的投资。如果说，百万富翁曾经还是一个似乎很遥远的梦想，现在，在大城市里面拥有一套房产，不要说百万富翁，很多人已经成了纸上千万富翁。
现在的我，早已经脱离了负资产的行列，这得益于内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批批先富起来的人带着大把的现金来到香港，带旺香港零售业的同时，也把房地产带旺了起来。2008年的金融风暴，只是出现了一批迷你债券的苦主，楼市倒是在这场风暴中，起起伏伏的，不改向上走的趋势。
不过，楼市的起伏，对于香港人来说，经历得多了，每隔一段时间，楼价总要出现一个大的起伏，这就是市场，也因为这样，投资就有风险。不过，如果房子只是拿来自住的话，那纸面上的身价是缩水还是膨胀，都和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楼价大升，手里面只有一套房子的话，就算卖了，除非租房子住，不然的话，很难有直接的好处。如果楼价大跌，成为负资产，只要还有份工作，能够负担每个月的房屋贷款，那对生活的质量也没有太大的影响。
最糟糕的，申请破产，把房子还给银行，过一种没有资产的生活，也未尝不可。这样的例子美国很多，影帝汤姆·汉克斯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Larry Crown，就讲述了一个在金融风暴之下的双失中年男的励志故事。失业、失婚的男主人公，做起了小餐馆的厨师，还去社区大学进修经济学，最终发现，原来可以选择不做房奴，过更节俭，但是质量更高的生活。
负资产这个概念，看来很快，应该说，在2011年，已经出现在内地某些城市了。原本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房地产市道不好，地产商开始降价出售房产，毕竟套现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对于一些内地的业主来说，很难接受这样的现实，于是各地出现了砸售楼处，或者是上街示威、抗议降价的场景。
很多人批评这些业主缺乏契约精神，因为当楼价上升，开发商在那里加价售楼的时候，同样是这些业主，在那里为自己的财富上升而暗自高兴。
只是，内地的楼价和香港毕竟有本质的不同，香港的楼价会受到政府增加或者减少土地供应的影响而出现波动，但是在内地，行政指令要直截了当得多，比如限购令。于是，这就让楼价不管是上升还是下跌，都不再是纯粹的契约精神的问题。
03 关于大学
七年之前
我想，
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
大学的四年，正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四年——
学习如何学习，学习如何恋爱，
学习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学习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七年之后
我明白，
人生会怎样，
不是依靠一句话来支撑自己，
而是依靠自己形成清晰的价值观，
依靠自己应对变化的能力。
七年｜之前
我的复旦
如果别人问我对于复旦的记忆，我的脑子里面总是会浮现出校园门口的草坪，每天中午，除了炎热的夏天，我和我同寝室的同学，总是会躺在那里，背着我们的英文单词。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毕业聚餐的那个夜晚，我们这个班的男女同学，就是围坐在这块草坪上，放肆地喝着啤酒，为的就是冲淡离别的哀愁。那个晚上，借着醉意，想到可能这辈子难以再见面，我们相互之间说了很多虽然有点傻，但是却又是那样真实的话。
我还记得我第一天到复旦的情景。从我进入中学的那天开始，我就想象着有一天，能够戴上复旦大学的校徽。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了解复旦，但是我喜欢这个名字，含蓄却又透露着智能。就是1992年的那个夏天，我带着我的行囊终于跨入了复旦，我还记得我住在九号楼二楼最后的那个房间，从窗口，可以看到通往教学大楼的那条路，每天上下课的时候，这条路充斥着自行车，还有一群一群走过的人。我的同班同学，每个人都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而有着不同的个性和特征。我还记得我们班上那个最矮的男生，他来自广西，坐在课堂的凳子上，他的腿就够不着地了。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话我基本上没有听懂，只觉得他的身上有着一种倔劲和对自己绝对的自信。虽然听说在复旦的头一年，他感到难以适应，因为虽然他在他的家乡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来到复旦，即使在我们这个在别的系眼中排不上号的地方，比他优秀的也大有人在，但是很快，他就找到了自己在我们这个班上的位置，不卑不亢地扮演着一个被我们经常拿来善意地开玩笑的角色。听说现在，他已经在深圳有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其实复旦真的是一个改变人的地方，我还记得我那些同宿舍的女生，当她们刚刚从其他的城市，或者是农村来到上海，来到复旦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她们那种战战兢兢和不知所措，但是当她们离开复旦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时尚而自信地走在校园里面，走在上海的街头。我想：这是因为在复旦的四年里，除了学习知识之外，更多的是，她们学会了如何去挑选，如何去过适合自己，同时也是自己喜欢的生活。
我想，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大学的四年，正是自己人生转折的四年——学习如何学习，学习如何恋爱，学习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学习如何对待自己的生活。
是复旦教会了我如何学习，虽然在复旦的四年，从一个方面来说，我肯定不是学习认真的一个学生。在香港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终于有机会看到自己在复旦四年的学习成绩，所有的课程，除了自己当初非常有兴趣的那些，其他的课程，真的只是合格而已。但是我想这并不重要，因为在复旦的四年，我有机会去旁听那些自己非常有兴趣的课程。3108教室，我还记得，总是有那么多的讲座，数不清的比我们年长、成熟、有阅历和有学识的人在那里，教导着我们如何去思考。在复旦我遇到那么多这样的老师，他们从来不要求我在课程上面多么出色，但是他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当中，告诉我应该看哪些书，面对这样那样的问题的时候，应该从哪个角度切入，如何自己动脑筋来解决。虽然在班上我的成绩不算出众，但是我从来没有因此有任何自卑，因为我的老师告诉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的地方、优秀的地方，不要看轻自己。
复旦是一个鼓励学生去创造的地方，每个星期的周末舞会，尝试过不同的学校，总是觉得只有复旦的才真的让我有享受跳舞的那种感觉，纯粹而投入。
大家沙龙、蓝心咖啡屋，复旦的学生自己经营的地方。直到现在我的家里面还保留着一张我们在大家沙龙前面的合影。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打扮新奇的女孩，用老同学的话说，非常有三毛的风格。因为在复旦，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展现自己。
这些天从家里面到公司上班，总是要经过中环的天星码头，因为圣诞的关系，通往码头的隧道挂满了圣诞装饰，还有那些写满心意的卡片。突然想起在复旦的日子，那个圣诞，我和几个同伴一起，在大家沙龙门口用木片围出了一个小园子，然后用石灰水刷白了那些木栏杆，还有停在沙龙门口已经很久很久，一直都没有人认领的自行车，于是我们创造了一个白色的圣诞。那个晚上，我们自己煮了甜甜的水果羹跟所有来这里的人分享；那个晚上，我和同是复旦学生的男朋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大学的时候，不管现在想来，做的事情有多么幼稚和疯狂，但总是非常真诚。
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在复旦我遇到的都是那些优秀和善于思考的人，他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把他们身上那些珍贵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给了我。复旦有很多的才子才女，每天到食堂吃饭的时候，总是能够经过食堂前面的布告栏，仔细搜索，除了各种通告之外，还有就是那些让我经常看得哈哈大笑的大小字报——复旦才子才女们的杰作。在我的班上还有几位复旦诗社的活跃分子，据说写诗更是哲学系的专利，而且让我感动的是，直到今天，这些昔日的复旦学生诗人在面对着繁复的现实生活的同时，还在坚持着他们那个诗的世界，当然方式已经有所改变，充分和社会经济配合，现在他们更多的是用互联网来交换和争论自己的作品。我想只有复旦的学生，才能够把现实和理想如此不费力地进行平衡。
不久前，我回了一次复旦，这次作为一名复旦的毕业生，我坐在了相辉堂的讲台上。面对着台下那些比我要小一个年代的学弟学妹，我想说的是，他们比我更加幸运，因为他们成长的时代，物质上的贫乏已经大大地减少，他们学习的环境也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他们比起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信息的发达，比我们知道得要多。
这是我从复旦毕业之后，十一年来第二次回到我的复旦。每次到上海，总是行色匆匆，被繁忙的工作包围。即使这次，当我从相辉堂里面出来的时候，我看到的，已经是夜色里面的复旦。我看到理科图书馆里面灯火通明，我也看到第一教学楼里面埋头自习的复旦学子们。我想起我的那些同学，十多年之后，他们都已经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即使在刚刚离开校园的那些年，曾经有过很多挫折，但是现在，绝大部分都生活得很好，甚至让我不得不惊叹他们取得的成就。我总觉得，这是因为在复旦的日子里，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当然不单单是从书本上学会的，更多的是从复旦这个氛围里面，从复旦的文化、复旦特有的历史、复旦人的身上学会的。
走出复旦校园，虽然在香港也读了两所不同的大学的研究生，但是因为已经工作的关系，对于自己的学校总是没有大学时代的那种归属感。很多时候，匆匆忙忙从上班的地方赶到校园，傍晚时分偶尔会飘来玉兰花的香味，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复旦的那些日子，想起穿着长裙，有着长长的黑发，从男生宿舍窗前飘过的、年轻的、真诚的自己。
七年｜之后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
香港的晚秋总是让人心情愉快，特别是在阳光不错的时候。在中文大学圆形广场，五百多名大学生坐在那里，为的是一个哲学话题，关于“动物伦理”。
我没有想到，这样的话题会吸引这么多的年轻人，主办者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老师，他面对这样的场面，激动得快要流泪了，因为从他主持时有点颤抖的声音里面可以听出来。确实，作为一个老师，看到这样多的年轻人，在现在这个年代，居然能够坐在那里，听一个不算入世的话题。他说，他之前是非常担心的，因为中文大学的这个新亚学院的广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这样的场面，他甚至担心，如果人太少的话，他是不是挑选错了地方，会让讲者觉得失落。
主讲者也没有想到，来自台湾的钱永祥教授，还有香港的梁文道，开场白都先对同学们的热情表示感谢，因为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这种话题，在大学校园里面，听众一向非常小众。
提问的环节，站起来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内地的学生，这倒不令人奇怪，因为参加过太多次在香港大学校园里面的讲座，从来都是内地学生占了大多数。来自内地的这些年轻人，充满了好奇心，而对于香港或者台湾的学生来说，从小就有太多充分的选择，当然，一个不太正面的结果就是，不知道如何选择，所以干脆对一些了解起来会吃力一点的东西视而不见了。
内地的大学生，对于各种讲座的踊跃，在我自己最近一系列的大学演讲里面感受到了。有的当然是因为团委学生会的组织，场面宏大。我不太确定，学生是不是真的想坐在那里，但是大部分学生自发而来，看到他们坐在地上，站在最后，从头到尾没有离场，心里面充满了感动，更希望自己能够把足够多的东西，和这些年轻人分享。
看着他们，我会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复旦3108教室，正是因为选择太少，于是每一次机会，都不愿意错过，从来不在乎讲者是不是有名，或者话题是不是自己真的有兴趣，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以及好奇心，期待着听到那些对自己来说，是那样新鲜，或者觉得过于深奥，甚至听得一头雾水的演讲。
那个时候，自己是一个听者，很少有互动的场景，更不要说针锋相对的碰撞，而现在，当自己出现在大学讲座的时候，自己是一个讲者，而我不是一个擅长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人。我一直期待，所谓的讲座，更多的应该是台上台下的互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体会到现在的大学生到底关心怎样的问题。很多时候，自己拟定的主题，往往不是对方有兴趣的。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的记者。问这样问题的，大多数是新闻系的学生，或者是未来有些想要从事新闻行业的。在五六年前，我会很有耐心地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但是现在，我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了，因为，在我看来，不可能通过一个回答，就可以告诉这些年轻人，可以怎样做。
我还记得在杭州，一个学传媒的学生站起来说，她是学新闻的，她对于我正在分享的利比亚见闻没有兴趣，她是一个内心充满了愤怒的青年，她听一个我的同行说过，愤怒是年轻人的专利，因此她想知道，这样的愤怒，是不是可以支撑她，让她成为一个好的记者？
我感觉到她的愤怒，也感觉到她自我感觉的那种正义，但是我很担心，我告诉她，如果一个想要做记者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国际和国内的事情表示不感兴趣，我不知道那一个要做记者的人，更应该关心哪些事情。至于愤怒，不管是生理上的概念，还是心理上的描述，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们需要愤怒，因为这样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社会上的不公不会熟视无睹、麻木不仁，但是如果要成为一个记者，更需要提醒自己，不要被愤怒遮挡了眼睛，看不到细节，或者是有选择性的报道事实，因为已经有了既定立场。
我不知道她听进去了没有，也不知道她会不会不屑一顾，因为很多时候，充满激情的讲述，更让这些年轻人觉得容易接受。也正因为这样，我总是会遇到这样的年轻读者，让我在他们的书上面写上一句话，作为人生的一种指导方向。
2003年，我会分享一些自己觉得蛮有感悟的话，但是现在做不到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明白，人生会怎样，不是依靠一句话来支撑自己，而是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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