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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那些范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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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中国民约精义》对于清末年宣传民主思想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师培毫不讳言称自己是“激烈派第一人”，他曾热情地讴歌主张社会革命的卢梭：“他说的话都是激烈不过的，那巴黎的革命，就是被他鼓动起来的。”他认为这种激烈的态度是每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必备的条件。他指出，一个真正的维新者，除了具有新学知识外，还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讲国学，一是讲民族，一是主激烈。”
在言论上他是主激烈的，行动上他也不示弱。1904年的11月，蔡元培、陶成章在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基础上，组建了光复会。该会以暗杀和暴动作为主要抗清手段。光复会一成立，刘师培就加入了，而且是最积极的一员。没多久，他就和另一个会员万福华去刺杀王之春。王之春生于1942年，曾任浙江、广东的按察使。1898年他在四川布政使任上疯狂镇压余栋臣起义，被升了官，当上了山西、安徽巡抚。1902年任广西巡抚时，主张以出让广西矿产权利为条件，“借法款、法兵”镇压广西人民起义。他的这一做法成了国内拒法运动的导火索。清政府第二年就把他解了职。刘师培找这样一个人下手，是为了解心头之恨，并给那些卖国的官员们敲一下警钟。这次刺杀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刘师培第一次感受到了干革命并不是件容易事。后来徐锡麟安庆起义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暗杀和暴动这种冒险的激进行为，是不足以撼动一个政权的基石的。
紧接着，新的打击又来了。他主笔的《警钟日报》由于反满言辞过于激烈，1905年3月25日清政府突然下令查封，并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刘师培在通缉之列。从“排满”到革命，从反对“三民主义”到宣传文化民族主义，再到宣扬无政府主义，宣传复辟帝制等等，刘师培学术道路上遇到了阻碍，使他不能平心静气地去研究国粹学，在仕途上他也是走上了一条狭窄的道路，最终只落得仓皇出逃的命运。
生活的艰辛再加上现实的压迫，动荡不安的社会造就了刘师培善变的性格。
少年国学大师
激烈的“排满革命”言行，尤其是《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发表之后，使刘师培声名鹊起，成为与章太炎、蔡元培齐名的革命党人。
就在《警钟日报》被封的两个月，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创办了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内典道藏旁及东西洋哲学，无不涉猎及之”的刘师培其国学造诣，在所有的保存会会员中无出其右者，就连章太炎有时候也自叹比不上他。
因为待在上海并不顺利，刘师培1905年回到老家芜湖。回到老家后，刘师培经常收到章太炎写给他的信，信中章太炎极力劝刘师培应该致力于学术研究以保存国粹。此时，刘师培又想起了章太炎在狱中说的那些话，被这个比他大15岁的师友感动了。
刘师培决定研究国粹，从此，在《国粹学报》上出现了刘光汉（刘师培曾用名）这个名字，有人统计过，从《国粹学报》第1年第1号到停刊，共出82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他来上海后，开始著述工作，到民国元年，经历了7年，这期间他著述43种，而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就有33种。几乎期期都有，每期上他的文章总是被排在第一篇，篇幅往往很长，32开本的书，有时竟占全报的2/3还多，别人的文章只是配角。可以这样说，没有刘师培，就没有当时的《国粹学报》，人们读《国粹学报》也就是为了读刘师培的文章。两年后他去了日本，转而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学报也渐渐失去先前的光彩与魅力。
在短短的两年里，《国粹学报》也成就了刘师培。迅速把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推上了国学大师的宝座。在当时的革命派的阵营里，能赢得这一称号的除了刘师培就是章太炎了。在他主笔《国粹学报》期间，该报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有影响。刘师培能够把西方社会学的新理论、新方法引入国学研究中，的确让人耳目一新。该报作为当时国粹思潮中最出色的刊物，对改变知识分子的思想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少年国学大师”这一称号并不是混来的，而是靠他自己的学识得来的。
后来成为国学大家的钱玄同，非常惊讶刘师培的才气，只比自己大3岁，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才气！因此他非常想认识刘师培。后来刘师培去日本，钱玄同在章太炎的住所结识了他，他们的友谊也就从此开始了。宋教仁也非常喜欢刘师培的文章，他在日本听说《国粹学报》创刊，马上邮资订阅多年的学报，从此成了一个学报的忠实读者。
当时许多东南文化界的精英都加入了国学保存会，如马叙伦、蔡元培、刘师培、陈去病、朱葆康、马君武、柳亚子、黄宾宏等。当时若说国学造诣最深的人当数刘师培了，虽然革命、仕途遭受了打击，但他发现自己仍被命运青睐，刘师培在著述的同时，还主讲国学保存会办的国学讲习会。国粹思想经刘、章之手已经成为革命派队伍中带有普遍性的思潮了。
刘师培作为“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他不仅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而且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他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他倡言的国粹思潮不是独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
因为思想上的狭隘性以及独特性格的影响，使得刘师培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后没有继续沿着革命的路子走下去，反而成了复古思想的维护者。
一个人的“革命”
当时的《苏报》案对刘师培触动很大，激发了他投身“排满革命”的勇气和信心，他加入了中国教育会，表面上办教育，暗中则鼓吹革命，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由于他的思想激烈，而且立论独到，言论往往振聋发聩，其激烈的苦命态度和独立寒风的革命立场，表达了一个人对革命的决绝和果断。
刘师培认为日本的吉田松阴、意大利的马志尼都是革命家，要向他们看齐。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虽是说“空话”的，比不上革命实行家，然而他们鼓动革命的作用却功不可没。将这一言论与他的生平联系起来看，可以明了，他所谓的革命矛头是指向清朝反动政府的。他站在孙中山、章太炎革命派的一边也曾表示出对清政府不共戴天的仇视，并直接参与了一些具体行动，也算得上是一个有言有行的人。
刘师培到日本后，就被日本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运动感染了，从此他对社会主义学说着了迷，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利用《天义》半月刊，在热衷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同时，刘师培开始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很快就译发了恩格斯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和《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不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的部分章节也翻译出版了。刘师培在《宣言》的中译本序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与宣传，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影响很大。在早稻田大学读政治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
遗憾的是，刘师培在热烈赞扬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又攻击马克思主义。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犯了与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一样的幼稚病。
到日本以后，刘师培并没有忘记自己革命党人的身份，当年的“激烈派第一人”风采仍在。
刘师培在日本宣传无政府主义时，慢慢地对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怀疑。1907年6月4日日本足尾铜山的矿工大罢工，在其后的一年里日本又发生了50多起罢工，这对于来日本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刘师培来说又是一个强烈的刺激，他的思想变了，他开始对资本主义世界展开了攻击。他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是从伦理角度入手的，他说资本家是道德最腐败的人，刘师培意识到资本家的剥削是造成人民贫困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强烈地反对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社会、文化转型。西学东渐，“国粹”式微、思想者们都在焦虑地选择，但难有一个最终的选择。刘师培在日本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显得非常有力度，其革命的立场也非常坚定。但在对待中国资产阶级的态度上，他又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认识不到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和在中国的必要性，而强烈要求大革其命。后来，像大多数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那样，性格本来就浮躁又好出风头的刘师培竟然喊出了要“杀尽资本家”的口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正是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刘师培与孙中山产生了分歧，反对起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时代主流思想相悖。
“三民主义”中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指“排满”，也叫“驱除鞑虏”。刘师培认为这一条有局限性：“排满主义不必以种族革命目标，谓之阶级斗争之革命可也。”这在当时是颇具先进性的。但是他又过分贬低了民族主义。他讥讽民族主义思想是学术谬误，心术险恶，政策偏颇。但是他混淆革命的保皇说法与不易操作的反帝主张，客观上起到了打击革命派、“保护满政府”的作用。因此他受到孙中山等人的反驳。
“三民主义”的第二条是“民权主义”。意思是仿照欧洲经验，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刘师培强烈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共和国所标榜的民主选举制具有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一点在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认识上，应该说刘师培要比孙中山等人清醒、深刻得多，他指出的问题在中国也很具现实性。尤其是民国建立后的政治状况更印证了刘师培观点的合理性。但是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与专制无异，这一点又过于极端，完全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正面价值。
“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条是“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刘师培认为这是向汉武帝的盐铁专营和王莽的改制学习。他说：“土地财产国有之说，名曰均财，实则易为政府利用。观于汉武、王莽之所为，则今人欲设政府，又以平均地权愚民者，均汉武、王莽之流也。”
正是他对“三民主义”的强烈反对，导致他与孙中山、同盟会关系十分紧张，他一个人的“革命”也为其政治生涯添上了一笔悲壮的注脚。
“惧内泰斗”
刘师培其貌不扬，娶了个老婆却非常漂亮。她老婆名叫何震。何震原名何班，是江苏仪征何承霖的女儿。刘何两家世代有些交情，刘师培娶何班，可谓是亲上加亲。何班跟着刘师培来到上海后，随即进入爱国女社读书，很快就成为一名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她和刘师培结婚后，改名为“震”，并为显示男女平等起见，将姓氏也改为父母两姓，自署何殷震。
刘师培是吴中才子，但在何震面前却懦弱得一塌糊涂。何震经常对刘师培作“河东狮吼”，刘师培因畏妻如虎，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石之轩写的《黄花赋——共和国前夜风云录》虽然是一本历史小说，但内容并没有脱离史实。在这本书中，对何震作了这样的描述：“平日他（刘师培）对何震是又爱又怕，爱是因她美貌，怕是因她泼悍。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闺房之内，刘师培完全受制于她，时间长了，对她的畏惧早已成为一种习惯，事事以讨她的欢心为目标。何震崇拜英雄，刘师培就极力要做个英雄，何震对他恨铁不成钢，他便处处要装得像块精钢。所以在他身上，思想上的激烈与生活上的懦弱恰好都走了极端。”
刘师培到底怕老婆到什么程度呢？据刘师培的朋友张继回忆，有一天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家，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刘师培以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单纯“惧内”也就罢了。刘师培除了在思想上紧跟何震外，还心甘情愿地被戴了一顶“绿帽子”。对于这件事，张鸣的《历史的底稿》一书是这样描述的：“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
何震的情人就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907年春，刘师培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带着母亲、妻子和汪公权东渡日本。一开始，章太炎一直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近代史专家杨天石的《晚清史事》）
刘章关系的决裂，就是因为章太炎因一次偶然发现何震与汪公权关系暧昧，他看不惯，就私下告诉了刘师培。结果刘师培的母亲非但不信，反而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离间夫妻关系。何震对章太炎自然怀恨在心，经常在刘师培耳边吹枕边风。在母亲和妻子的影响下，刘师培“误解了章太炎的用心，并用行动反诬章太炎与清朝政府暧昧。他指使人伪造了章太炎与锡良电，又在上海《神州日报》伪造《炳麟启事》，意思是说，章太炎对革命没有信心，准备不理世事，精研佛学，出家做和尚。凡近来所进行的种种活动都系子虚乌有。”（赵慎修《刘师培评传》）为了彻底搞臭章太炎，何震还亲自出马，给吴稚晖写了一封揭发章太炎的信。
章太炎在报纸上揭露刘师培夫妇是清政府的侦探。刘师培夫妇采取了更加激烈的反攻。他们先是将章太炎要他们和清政府官员端方等联系筹款赴印度的五封信影印寄给黄兴，接着聘请日本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官司，被人劝阻后就跑到章太炎寓所，把他痛打了一顿。接着，便发生了有名的“毒茶案”。有人在茶中下毒，想谋害章太炎。事情败露，调查结果显示，是汪公权投的毒。在这种情况下，刘师培夫妇很难在东京待下去。
刘师培将章太炎通信五封影印寄给黄兴，严重破坏了章太炎的政治形象，也加剧了同盟会内部的矛盾分化。章太炎的威信大受动摇，与同盟会的分歧也越来越深，导致在1910年2月，光复会从同盟会中分裂出来，在东京重立山头。
刘师培死时年仅36岁，他与何震曾生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无子无女，又无亲属同住，丧事由陈独秀主持，陈钟凡、杨亮功等同学一起帮助料理后事。“一棺在室，空庭悲风，真是极身后凄凉之惨。”刘师培去世，对于当年激进、好强的何震是一个强烈的打击。据柳亚子《南社纪略》：“申叔死后，志剑（何震）神经病发作，曾在北大校门伏地痛哭，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再后来就不知下落，有人说她已经去世了。”
刘文典：亦癫亦狂亦君子
刘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聪，笔名刘天民。安徽合肥人。祖籍怀宁县。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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