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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的盛唐-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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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天山失守，交河必定危急。
郭孝恪意识到，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于是火速率部进援天山城，亲自指挥城防战。
突厥军队多为骑兵，本来就长于野战，短于攻城，何况此次郭孝恪又亲自坐镇指挥，所以西突厥军根本捞不着半点便宜，多次强攻均被击退，付出了重大伤亡。处月、处密两部落见取胜无望，只好收拾部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
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郭孝恪居然率部出城，紧紧咬住了他们。
突厥人慌了神，赶紧拍马狂奔。可不管他们跑多远，郭孝恪就追多远。这一追直接追到了处月部落的老巢。处月人逃进城中，还没来得及喘息，唐军就开始攻城了。而且，与他们啃不动天山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军没花多少力气就把城攻破了，处月酋长慌忙带着族人再次落荒而逃。
相比之下，处密部落似乎幸运得多，他们眼见唐军追着处月部落去了，心里大呼侥幸。可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翻过遏索山（天山支脉），狼狈不堪地回到驻地不久，郭孝恪的唐军居然又打过来了。
处密人彻底傻了——这唐军到底是插了翅膀还是会分身术，怎么能两头一块打呢？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唐军的刀已经架到了他们的脖子上。
结果，处密的下场比处月更为不堪——处月只不过丢了王城，处密的部众则大多数投降了唐军。
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
这样的结局真是令咄陆可汗大跌眼镜，同时也让他惊愕不已。
他终于意识到——这个安西都护郭孝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一连两次败北之后，咄陆可汗再也不敢与唐军交锋了，转而向西攻击康居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途经米国（今撒马尔罕东南朱马巴扎尔）的时候，又顺便将其攻破，掳获了大量战利品。
咄陆可汗打仗很有一套，可他这个人却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毛病——吝啬。
对于普通人来说，吝啬也许算不上什么毛病。对于一个土老财来讲，吝啬兴许还是一种优点。但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而言，吝啬就是一种致命的缺陷了。
咄陆可汗获得这些战利品后，全部据为己有，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大为不满，其中有一个将领企图强行夺取，结果被咄陆可汗一刀砍了。这个杀鸡儆猴的举动顿时引起了部众的公愤，大伙忍无可忍，索性起兵造反。咄陆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白水胡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随后，咄陆可汗的旧部阿史那屋利等人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咄陆，改立可汗。
这对唐朝实在是一个意外的喜讯。唐太宗李世民随即下诏，册封莫贺咄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为乙毗射匮可汗。新可汗为了表达感激之情，连忙将以前被咄陆扣押的唐朝使节全部送回了长安。
唐朝在西突厥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后，西域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然而，这样的安宁终究是短暂而脆弱的。
因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就是一块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
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否则它与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
短短两年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
这次战事发生在焉耆——就是当初因修路事件被高昌多次暴打的那个小国。
焉耆原本一直亲附唐朝，可西突厥为了拉拢它，就搞了一次和亲，让重臣阿史那屈利的弟弟娶了焉耆的公主。如此一来，焉耆国王龙突骑支自然感觉西突厥更为可亲、更可依赖，于是转而投向突厥人的怀抱，对唐朝的朝贡从此就有一搭没一搭，一回比一回少了。
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
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就是——扁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郭孝恪征得朝廷的同意之后，率部讨伐焉耆，生擒其国王龙突骑支。但是阿史那屈利不久便在焉耆重新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
此后的几年里，唐朝接连对高丽和薛延陀用兵，暂时无暇顾及西域。到了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随着一个新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问题。
这个契机源于西域的另一个国家——龟兹。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焉耆的西面，有大小城池八十余座，算是西域诸国中实力较强的一个国家。就像其他的西域国家一样，龟兹一直在西突厥与唐帝国之间采取骑墙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一方面又“臣于西突厥”，打算两边讨好，两边都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焉耆时，龟兹却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不但“遣兵援助”焉耆，而且“自是职贡颇阙”。（《旧唐书·龟兹传》）
龟兹之所以援助焉耆，很可能是出于唇亡齿寒的担忧；而它之所以从此对大唐的朝贡锐减，估计是对唐朝强硬的西域政策心存不满。
对于龟兹的心态，李世民洞若观火。
贞观二十一年，龟兹老国王病卒，其弟诃黎布失毕继位。新国王上台后，不但没有及时修复与唐朝的关系，而且又“渐失臣礼，侵渔邻国。”（《资治通鉴》卷一九八）
龟兹这么做，无疑是在自取灭亡。
李世民绝不允许任何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
他意识到征服龟兹、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这一年十二月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毖何力为副统帅，会同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铁勒十三部、东突厥、吐蕃、吐谷浑等骑兵部队共计十余万人，联兵进讨龟兹。
此次远征是大唐自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次，而且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是来自四夷的胡人，这样的安排绝非偶然。它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一方面也是对唐帝国主导下的天可汗制度的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十月，阿史那·社尔率大军兵分五路，以犁庭扫穴之势横穿焉耆国境，兵锋直指龟兹。焉耆国王薛婆阿那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准备投奔龟兹。阿史那·社尔遣兵追击，将其捕获，二话不说就把他砍了，另立其堂弟先那准为新国王，并命其对唐朝修藩臣礼，按时朝贡，从而在焉耆重建了一个亲唐政权。
焉耆不战而败，龟兹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拿下龟兹都城伊逻卢城（今新疆库车县），生擒国王布失毕。龟兹国相那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从西突厥搬来救兵，大举反攻郭孝恪驻守的伊逻卢城。郭孝恪寡不敌众，与长子郭待诏一起壮烈殉国。
唐军随后重新夺回伊逻卢，擒获那利。此后，阿史那·社尔率领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样，接连攻克了龟兹的五座大城，同时招降了七十余座小城，彻底占领了龟兹全境。
唐朝成功征服龟兹之后，史称“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资治通鉴》卷一九九），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
此役的胜利，标志着在与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中，唐朝笑到了最后。
阿史那·社尔在龟兹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镌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班师凯旋。
【诺真水之战：经略北疆】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期，唐太宗李世民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
尽管东突厥汗国早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便已被彻底平定，可是代之而兴的薛延陀汗国却趁“北方空虚”之机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胜兵二十万”，成了唐帝国北面的一大军事强国，同时，无疑也成为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
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
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薛延陀必将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九月，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并“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七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赐之鼓纛”，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并令渡河，还其旧部，俾世作籓屏，长保边塞”。
东突厥突然复国，这对薛延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李世民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于是也给他发了一道诏书，说：“中国贵尚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利其人畜，恒欲更立可汗……既许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将遣突厥渡河，复其故国。”为了稳住真珠可汗，李世民又强调说：“尔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但是在诏书的末尾，李世民也对薛延陀进行了警告：“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资治通鉴》卷一九五）
真珠可汗虽然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可表面上也只能唯唯。
东突厥复国，不但薛延陀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也是一百个不情愿。
对于这顶从天而降的可汗冠冕，阿史那思摩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时移世易，今非昔比，如今的薛延陀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铁勒小部落，而东突厥就算重建，也不是那个“高视阴山、控弦百万”的大汗国了。
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他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拖到了两年后的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才带着一脸凄惶动身北上。临行前，他凄凄惨惨地给皇帝上了一道临别奏疏，说：“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犬，守吠北门。若薛延陀侵逼，请从家属入长城。”（《资治通鉴》卷一九六）
阿史那思摩打定了主意，反正自己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薛延陀来攻，自己立即撒腿往南跑，管他三七二十一。
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户数三万、士兵四万、马匹九万。
看着这个迷你型的东突厥汗国，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又好气又好笑——奶奶的，就这点家当还复什么国啊，捏死你不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么！
这一年十月，真珠可汗听说唐太宗李世民要前往泰山封禅，大喜过望地对部下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我利用这个机会打阿史那思摩，简直就是摧枯拉朽！”随即命其子乙失大度为统帅，征调同罗、仆骨、回纥、靺鞨等部落军队，共计二十万人，以志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
阿史那思摩风闻敌人来了，赶紧带着他的部众一溜烟跑进了长城内，一直到朔州（今山西朔州市）才停下来喘气，随即派快马去长安告急。
阿史那思摩说他要为大唐“守吠北门”。如今看来，“守”是谈不上了，“吠”倒是吠得挺及时。
该来的终于来了。
其实李世民早就在等这么一天。
重建东突厥，让阿史那思摩迁居漠南的目的其实有两个：一是防范，二是试探。如果薛延陀有自知之明，与东突厥相安无事，那当然最好不过；但是，假如它始终不愿放弃扩张的野心，那就利用东突厥的复国来刺激他们，使其狼子野心尽早暴露，那么大唐就能顺理成章地铲除这颗日渐壮大的毒瘤。
所以，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还不如说他担心薛延陀不来打。
道理很简单——乙失夷男要是够聪明的话，再忍个十年八年，到时候唐朝要铲除薛延陀必将付出更大的代价。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十一月，李世民迅速做出了反击薛延陀的战略部署。唐帝国一共出动了十几万兵力，在东起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西至凉州的数千里战线上，命兵部尚书李世勣、右卫大将军李大亮、营州都督张俭等人，分五路出击，与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大军出征之前，李世民特地召集众将面授机宜：“薛延陀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数千里，战马定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军队未能趁思摩不备而迅速发起攻击，在思摩退入长城之后，他们战机已失，却又没有果断撤退，他们败局已定。我已授命思摩在撤退时焚毁沿途的草场，薛延陀军队粮草日尽，在野外又劫掠不到任何东西。方才谍报人员回来，说薛延陀的战马没有草料，只好啃树皮，而且连树皮都快啃光了。你们当与思摩互为掎角，不必急于交战，等他们撤退之时，立刻发动进攻，必能大破薛延陀。”
真珠可汗眼见儿子领着二十万大军直扑漠南，虽然吓跑了阿史那思摩，却没有捞到半点好处，反而让几十万大军陷入粮秣日尽的困境，而且唐朝多路大军已经出动，要是再拖下去，自己这点老本怕是要全部赔光。无奈之下，真珠可汗只好遣使入唐，要求与东突厥和解。
和解？
说得倒轻巧，你乙失夷男把漠南当什么了？当你们家门口的草坪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那么便宜！
李世民没有对薛延陀的使者做出任何答复。
他料定，不出十天，前线的李世勣必能传回捷报，到时候再让使者回去传话，教教乙失夷男如何做人。
乙失大度亲率三万骑兵一路猛追阿史那思摩，追到长城脚下不得不勒住了缰绳。
再往南就是唐朝的地界了，乙失大度可不敢轻举妄动。
要进进不得，要退又不甘心，乙失大度左右为难，只好派人登上长城叫骂，想把阿史那思摩逼出来。
可阿史那思摩就是龟缩着不肯出来。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
任你口水漫天，我自岿然不动。
乙失大度站在长城脚下吹胡子瞪眼，彻底没辙。
就在此刻，远处忽然尘埃滚滚、杀声震天——李世勣率领的唐军主力到了。
乙失大度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随即马鞭一挥，掉头就跑。李世勣亲自遴选了六千名精锐骑兵，迅速向北追击，越过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一直追到了青山（阴山山脉东段大青山）。
乙失大度跑到青山北麓的诺真水（今内蒙古艾不盖河）时，决定不再跑了。
因为经过白道川的时候，他已经和自己的主力部队会合，眼下足足有二十万人。
三万人被六千人追着跑已经够没面子了，难道二十万大军也要被六千人追着跑？乙失大度愤愤地想，那我回到薛延陀还怎么立足？
不，老子今天不跑了，就在这里和你李世勣决一雌雄。
随后，薛延陀的二十万大军在诺真水沿岸一字摆开，阵势横亘十里，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看那架势，就是踩也要把唐军踩死。
六千对阵二十万，这绝对是李世勣军事生涯中少有的一场恶战。
李世勣能赢吗？
乙失大度之所以敢和唐军决战，除了兵力占据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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