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夜》　别雷八九年底，我到了巴黎。经历了八九学运和六四屠杀之后，离开中国，即使不是目的明确的逃离，心中也会有避秦的想法。九零年二月份，我和宾雁联系上了。自他八八年出国，我们一年多未通消息。在这样大的动荡之后再通上话，双方都有无限感慨。我知道六四屠杀之后，宾雁曾来过巴黎，他义无反顾地谴责中共暴行，成为公开的反对派，他在国外的访问便成了无限期的流亡。不久，我接到了他从美国的来信，信中说“在出来的人中，你是我最挂念的一个”，还为我在国外的生存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申请研究基金时，宾雁的推荐信起到了关键作用。四月份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声音亲切悦耳，她告诉我，是宾雁让她来找我的，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就是巴黎七大东亚语言系的谭雪梅女士，后来我一直叫她谭老师，我们因为宾雁的介绍成了十几年的朋友。九零年八月间，我又接到宾雁的电话，说他要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会到巴黎来看我。于是，我们在巴黎相逢了。
　　宾雁住在圣日耳曼草地附近的麦迪逊旅馆，旁边的小街是狄德罗曾经住过的房子。旅馆门前小广场上是狄德罗手持书笔的青铜雕像，在法国梧桐掩映下，俯视着来来往往的路人。
　　早晨，我去旅馆找宾雁，他正坐在餐厅吃早餐。见我来，匆匆把一大杯牛奶喝完，就开始问我近来的情况。人到了国外首先关注的是如何生存，所以他问的大多是生活上的问题。谈到国内的事情，他问了军涛被捕的细节，我对此所知不多，无法给他更多的消息。但他还是问军涛有无生命危险。我说因为国外的关注，大约不会有立刻的危险。宾雁却担心人在牢里，万一有人下黑手就麻烦了，说共产党的监狱可不是好呆的地方。
　　聊着聊着，宾雁突然谈起回国的问题，说共产党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了，因为杀人和社会结了血仇，很难永远靠暴力压制，几年之内会有大变，他就可以回去了。让我吃惊的是，他那么相信人民的觉醒，相信六四屠杀之后中国社会变革必然发生。我本来对此不太乐观，但他的情绪还是感染了我。他一再鼓励我，说人既然已经出来了，就好好看看西方民主社会，有时间多读读书。我提到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里面记录了许多俄国白银时代的诗人流亡巴黎的往事。宾雁对爱伦堡的书很熟悉，他当时还提起几个人的名字，记得有别雷、巴尔蒙特……。下午宾雁又来电话，约好去高行健家吃饭，高先生当时住在巴士底广场附近。晚饭后，他展示了他画的几幅水墨画，有一幅画给我印象很深，画面上部是浓重的墨块，下部似乎是变形的人体，扭曲挣扎着，像“六四”之后中国文人的心情，很压抑。
　　宾雁在巴黎呆了三天，我们每天都见面。一次我们坐在狄德罗雕像下的长椅上，谈起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无可能留下些思想文化成果。对此宾雁相当悲观。他认为我们所知道的流亡者大都是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自己国家，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基督教文化。那些俄罗斯流亡者，从来就浸淫在欧洲文化之中。象赫尔岑，就是用法文和德文受的教育。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中，既有白银时代的文学家，又有别尔嘉耶夫那样的哲学家。他们离开俄罗斯，但文化血缘没断，只不过换个角度看问题，思想上艺术上还可能有新发展。
　　而中国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首先语言不通，其次出国流亡之前基本上受共产党教育，从思维方式到为人处事，都有很深的烙印。我问他假如别尔嘉耶夫不是在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他随后的思想发展会认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吗？宾雁想了一想说，别尔嘉耶夫对自由看得很重，即使他不离开苏联，也会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冲突，这是早晚的事。
　　他还说到自己的反抗意识和自由思想的由来。那时候，哈尔滨文化气氛中俄国味比中国味浓，宾雁自幼就读俄国文学，后来倾向社会主义，其实是受俄国文学影响。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初的俄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不信仰社会主义的。别尔嘉耶夫就是个社会主义者。听宾雁讲到这里，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懂宾雁这个人，恐怕要回溯到拉吉舍夫、赫尔岑、别林斯基直到别尔嘉耶夫这批思想家。这个想法在后来几年中愈来愈清晰。
　　我问他自己会写什么新东西，他说，现在离开中国了，下笔也难。要换个角度写东西，还要再想想，等一等。他鼓励我，说你本来就是书斋中人，在哪儿不是读书思考？当然要先解决吃饭问题。我告诉他研究基金因他的推荐已经申请到了，生活暂时没有问题。
　　宾雁临走的那天，巴黎的天空特别蓝，夏天慵懒的气息弥散在路旁一个个咖啡吧里。我去旅馆接宾雁，送他去巴黎东站上火车。这次他去德国开会，会议组织者给他买的是德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机票，他是特意自己买了火车票来巴黎看我的，还要回德国去赶飞机。这份情谊让我深深感动。正像施韦泽说的“在精神上，我们大家似乎是依赖于在生命的重要时刻人们所给与的东西而活着。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是不期而遇的，它不显得了不起，而是非常朴实的。”上火车前，宾雁突然拿出一个信封给我，里面有一些美元。他淡淡地说，“这些美元我到了德国就没用了，留给你吧。”似乎我拿了这钱倒是帮了他的忙。我知道这不过是他照顾我自尊的一种笨拙的托辞，不愿意让我觉得受人恩惠而内疚。他在德国只住一夜就回美国，哪有美元没有用了这回事。这就是宾雁，一条伟岸的汉子，却心细如丝。我坚决推辞了，但我答应需要时会向他开口。他要我保证真有困难时一定告诉他，才怅怅地把信封收起。后来在遭逢家庭变故急需用钱时，我果然张口了，得到了宾雁和朱洪的帮助。
　　宾雁上车了，最后从车门向我招招手，就消失了。法国的列车不开车窗，我看不见他坐在哪里，只呆站着，直到列车驶出我的视线。不敢流泪的我也觉得喉头哽咽。
　　九一年十一月下旬，我去美国开会。想到能同生活在美国的老朋友见面心里挺高兴。飞机先达纽约，嘉映接我回家。给宾雁打了电话，和他提起会议是在芝加哥开，我会住在甘阳那里。宾雁便提到甘阳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从民主运动到民主政治》，问我看了没有。
　　他说同意甘阳的观点，中国人该放弃把什么都搞成运动这种习惯了。电话中约好从芝加哥回来到他那里去“好好谈谈”。在芝加哥见到甘阳，把宾雁的话告诉他，甘阳有点吃惊，说“老刘看东西还这么仔细”。从芝加哥回到纽约，嘉映送我去普林斯顿。当时嘉曜、苏炜、晓康等人都住得不远，离宾雁家几分钟车程。那天约好，嘉映和我到了宾雁家，见他精神很好，活力四射。一会儿晓康也来了，说大家正好凑在一起好好谈谈。宾雁过来坐在沙发上，和我面对面，手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要做记录。我笑他是职业习惯，和人谈话非纪录不可。他就随手把本子放在茶几上再没动它。但是那天人来人往挺乱，谈话始终没能集中深入。
　　晚上我住在宾雁家，睡在他的书房里，那里书报资料之多，真可谓“铺天盖地”。我睡的那张长沙发，头顶着书，脚蹬着书。晚饭后，宾雁过来，手里拿着一本淡黄色封面的书，要送给我。他一边在扉页上写着题赠，一边说这部书的前言是他写的。我拿过书来看，是《哈维尔选集》。　他说为了写这个前言，把哈维尔的东西读了两遍，像《无权者的权力》，他竟然读了三遍，觉得觅到了知音。宾雁写道：“哈维尔未必了解中国人接受精神奴役的过程，但他从观察捷克斯洛伐克现实引出的结论，对于中国人也是适用的。几十年的特殊统治造成了人的精神危机。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不是靠外在的什么权威，不是通过说教，而是唤起人们去自省，在反对邪恶的行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这就必须使人们看到：你对于自己的国家和你本人堕入今天的田地，也是有一份责任的！”他赞成哈维尔所说“在所有包围着我们的危机中，最根源性的一种就是社会的道德危机。如果不首先解决道德危机，便没有任何危机（从经济的、政治的到生态的）可以得到解决。”宾雁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中，多次提到要想真正结束专制统治，个人内在的道德反省是不能缺少的一课，提出要警惕人心中的“小毛泽东”。他向争取民主政治的人提出了个人道德要求，认为政治生活不能非道德化。我把它当作宾雁的政治遗言之一。
　　九九年四月，宾雁说要来欧洲访问一段时间，六月底到七月中有十几天的空闲，并说可以来巴黎，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好好聊聊。这几年我们远隔重洋，虽然经常通话，但在电话里很难深入对一些问题交换意见。倘能面对面促膝交谈，该是何等的快乐。七月初宾雁和朱洪到了巴黎。接他们到家，朱洪就有点感冒发烧，赶紧找出药给她服下，让她先去休息。宾雁却兴奋得很，在花园里，房子里走来走去，东瞧西看，仔细问我们的日常生活，话题像他这个人，朴实平常。晚饭后，我怕他路上累了，坚持让他先休息，但他还是执意要看看我的“藏书”。在海外谈何“藏书”，不过是各处搜集和请人从国内带来的千把册常读的经典著作罢了。宾雁巡视一番，说还不错，总还有些书读。又得意地说他现在的书比我九一年去时多了不止两三倍。他虽然搬了家，房子大了，但也常常发愁书没地方放。又讲了许多普林斯顿旧书店的好处，一本新书刚上市卖30美元，一年之后在旧书店3美元就可淘到，让我听得好羡慕。他看到架子上有一本别尔加耶夫的《俄罗斯思想》，就抽下来随手翻着，说我们在巴黎第一次见面就谈到过这个人。那是八、九年前了，而且也不过是提到而已，他居然还记得。
　　这次宾雁来巴黎，我和雪有个心愿，让他好好放松一下。除了和一些好朋友见见面，基本上在家休息和外出游览。即使谈话，我也尽量找些轻松的话题，但宾雁时不时仍会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他对法国社会党政府的社会政策很有兴趣，我们给他介绍了社会党在劳工、企业、税收、福利、医疗保险、教育、社会救济等问题上的政策。宾雁对此很感慨，说法国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还特意问起法国共产党的情况。因为法共《人道报》曾是中共的重点批判对象。我们告诉他法共在政府中也有代表，现在的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左翼联合政府。宾雁说其实左派也有不同的层次，基本政治倾向一致，具体政策可以有分歧，争论、斗争都可以。法共能加入政府，说明它是认同这一点的。我说，它在法国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得票率也在下降。宾雁说这表明有替代政治力量出现，对选民的吸引力更大。在民主制度下，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可以通过选举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安排，暴力革命当然不可能发生。看来恩格斯晚期思想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变化。那时候共产党还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以能够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调整自己的理论。看得出来这几年他仍然关注着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流变。
　　知道宾雁是爱喝一口的人，这次为了他的到来，我准备了很好的法国红葡萄酒，可惜他喝不惯。一天饭间，他终于忍不住问我：“有白的没有，来点怎么样”，又有点抱歉地说“多好的洋酒我也喝不出味道，还是老白干儿有劲儿”。初夏是法国最美的季节，选个好天，我们陪宾雁和朱洪去卢瓦河游览，那里古城堡密布，记载着法兰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宾雁兴致勃勃听雪给他介绍卢瓦河城堡的历史和人物掌故。中午我们在香堡的森林中野餐，阳光透过浓叶洒下，四周静寂，偶有飞鸟啁啾，伴着我们的笑谈。宾雁那样轻松、快乐。下午到雪侬堡，沿着宽阔的皇家大道漫步，高大的梧桐树搭就天棚，浓荫匝地。宾雁站在城堡旁边的意大利花园里，望着精美的城堡凌空飞架于舍尔河上，连说“太美了，太美了，美国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构思。”园中有棵百年老松，枝叶盘虬。盈盈爬到树上，坐在一支横斜的树干上，宾雁倚在树干旁。朱洪连忙抓拍了几张相，说“一老一小和一棵大树在一起，特有意思”。傍晚时分，赶到安布瓦兹堡，这是伟大的达芬奇埋骨之地。当年弗朗索瓦一世接达芬奇到法国来住，他随身携带了“蒙娜丽莎”。这座城堡旁，是克洛绿舍庄园，达芬奇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庄园里到处挂有达芬奇手记里一些哲理性很强的名言。宾雁一句句读过去，有些遗憾地说“可惜没带笔记本，能记下来就好了”。我们笑他的　“职业病”又犯了。
　　两天后，我们又驱车向诺曼底进发，想沿着印象派画家的足迹游览诺曼底。到鲁昂时已近中午。先去老市场，那是圣女贞德上火刑架的地方，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经过宗教裁判所的两次审判，宣布将圣女贞德处以火刑。那些曾受恩于贞德的教士、法官都沉默不语，听任神学院的博士们判决这个异端分子。法郎士写道：“他们在神的女儿受难前夕抛弃了她。”烧死贞德的地方依旧留存着，有一块标牌指明“中世纪的土地”，另有一块标牌标示出火刑架的所在地。对面是贞德的雕像，洁白的形体略显变形地修长，像莫吉尔扬尼的女人体，双手紧握，放在胸前，略扬起头，像呼喊，又像祈祷。宾雁仔细看了贞德受难之地，随后进了火刑架旁的教堂，一座相当现代化的教堂。教堂深处立着一座圣女贞德的铜像。铜像前枝杈形的烛台上燃烧着支支白烛，远望去，仿佛贞德仍在火刑架上受刑。我向宾雁介绍这座教堂的独特建筑风格，但他似乎没听见我说话，只是望着远处的贞德像。我猜想这个受难者的形象会在他心中引起波澜，便悄悄走开，留他一人在空旷的教堂里沉思。
　　本以为有充裕的时间在返回巴黎时参观莫奈花园，谁知在饭店吃饭耽误了时间，等我们参观完莫奈经常摹画的卢昂大教堂，时间已晚。我们赶到莫奈故居时，已经止票。我有些恼火，怨自己没掌握好时间。宾雁朱洪却安慰我，说看看外面也不错。走到莫奈画睡莲的池塘墙外，看到有块半米多高的石头，宾雁居然一步跨上去，站在石头上向花园里张望，连声招呼朱洪，说“快上来，什么都看得见。”结果我们在旁边扶着这老两口，站在石头上“参观”了莫奈花园。返家的路上，问宾雁还有一座加亚城堡废墟，要不要去登，宾雁游兴未尽，连声说“去，去”。这城堡是狮心王理查统治诺曼底时所建，现在仅剩嶙峋的残迹雄踞峭壁，俯瞰塞纳河水攸攸西去。宾雁一口气登上城堡废墟，叉着腰站立在巉岩之上，夕阳泼洒在身上，天风流荡在发间，远望像座雕塑，让你不敢相信眼前是位75岁的老人。
　　离别的时候到了，七月十三日，宾雁伉俪要回瑞典。早饭后，宾雁提议去散步，参观一下我居住的这个千年小城。我家对面是莫罗将军的故居。这位莱茵军团的统帅，吕内维尔条约的签订者，因不见容于拿破仑而流亡北美。在拿破仑称帝后，他以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俄奥联军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死于沙皇亚历山大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