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灯者-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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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他以一个共和主义者的身份参加俄奥联军与自己的祖国作战，死于沙皇亚历山大军中。宾雁听我讲着莫罗的故事，沿着城堡围墙缓步而行。走到依薇河旁，他提议要嘿喽儿着盈盈走。大概只有北京人懂得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孩子骑在大人脖子上。盈盈已经四岁了，总有二十多斤重，宾雁竟一直嘿喽儿着她从依薇河边走到118号公路桥下，足足有200多米。汗水渗出额头，我再三叫他停下来，他一直不肯。朱洪抢拍了几张照片，那该是多么珍贵的记忆。下午送宾雁走，竟没有分别的伤感，看他那样充满活力，当然相信很快就能再见。两天以后接到朱洪电话得知，她拿着相机下楼去冲洗胶片，被人一把抢走相机。她说不可惜相机，可惜那些胶片，多少珍贵的影像竟永远消失。但我想，这不正是为了让我们把这些记忆深刻心中吗？
　　宾雁回美国后，我们依然常通话。他写《迷雾重重的中共八十年》，直指中共是否定个人自由，敌视人道主义，视人命如草芥的农民起义军。里面的种种提法我大致是同意的。国内“新左”蜂起时，我们也交换过意见。我知道他对“新左”们的一些提法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在七八、七九年就把南斯拉夫实践派称为“新左派”，在他心目中，站在自由主义立场反抗苏式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才是“新左派”。对那些在警察国家中批判后极权、后现代的“先知”们，他兴趣不大。不过，他的确花了些时间去读吉登斯的著作，认为他的许多提法新颖有趣，但也有些失望，因为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东西。我建议他去和林春讨论吉登斯的思想，但后来他生了病，我想他没有精力了。
　　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是去年二三月间，那已经是人们为他举办八十华诞庆祝会之后了。他的癌症已经扩散。那天他很平静地告诉我，将开始新一轮的化疗。随后，他突然问我对王蒙的文学现代化路子有何看法。我说凡是对消解共产党语言专制有益的文学形式，我一概认为有意义。宾雁沉默片刻说，我觉得文学如果不面对社会现实，就好像开车碰见了出车祸的人，你不下车救，开车从边上过去了。我做不到。然后自嘲地说，我这是老掉牙的提法了。后来他又提起旧话，说许多人批评王蒙油滑，但他们忘了“六四”前慰问戒严部队，各部委头头都去了，王蒙当时是文化部长，但他住进医院，没去。“六四”开枪以后，王蒙辞了职。宾雁说，在那个时候，没有人敢辞职，共产党的部长也没有辞职的传统，王蒙是个有底线的人。后来有消息说王蒙讲过攻击宾雁的话，不知宾雁那天问我是不是和这个传闻有关。若真有关，那就更见宾雁的胸怀。
　　宾雁的病情一天天加重了，我恨不能天天打电话了解病情，或说些给他宽心的话。但我不敢，只能每天祈盼着癌症的发展能够有所控制。雪几次催我去美国看看宾雁，但我知道这只会给他增加负担。下定决心打一次电话，也就是问问他的病情，甚至都不想让宾雁来接电话。但宾雁差不多每次都要拿过话筒来说几句。因怕他累，我总匆匆挂断电话，但听不见他的声音又怅然若失。去年十二月深夜，谭老师突然来电话，说宾雁已去，我如受雷击，明知这一天会来，但不愿听到这消息。连忙给朱洪打电话，巧在朱洪正好从医院回家拿衣物。她那样克制着自己，说“宾雁情况很不好，真的很不好”。接着留下医院的电话，让我过一小时以后再往医院打。原先只是报了病危，我又自欺地燃起一线希望。然而，数小时后，　宾雁真的永远永远地去了。他对人说的最后的话中有一句是：“将来我们回忆起这些，多么有意思！”
　　四、看呵，这人受苦可以成就更深厚的爱和更宽广的恩慈。
　　…圣。特里莎看宾雁的脸，一张在古希腊贝尔加摩神殿残壁上能寻到踪迹的脸。高耸的额头，开阔的天庭，挺拔的鼻梁。眼睛时常眯着，却掩不住柔和与澄澈的光。和人谈话时总是直视对方，目光绝不游移，坦诚真实，让人信任。修长的眼线一直荡向额角，和额角的鱼尾纹交织在一起。厚实的嘴唇总抿着，唇角微微下沉，透出执拗的性格。听别人述说苦难时，眉峰紧张地蹙起。高兴时开怀大笑，眼睛眯起来，神情松弛。听人讲话入神时，头微微后仰，下颔抬起，一种祈祷的神态。平时，脸上的表情柔和安详。沉思时，深深的皱纹透出刚毅，有种嶙峋之美。卡莱尔在描述乔托所绘但丁的肖像时这样写道：“这是反映现实的绘画中最令人悲愤的面容，既是完全悲剧性的，又是激动人心的面容。其中有孩童般的温顺、柔和和文雅之情为基础。但是所有这些感情，仿佛又被凝聚成尖锐的矛盾，变为克制、孤独、骄傲而绝望的痛苦，好象透过用粗大冰柱筑成的监狱，一个温和轻柔的灵魂向外窥望，使人感到他是如此坚定、倔强和坚韧不拔！”读到这段话，眼前会浮现出宾雁的面容。
　　一次，宾雁给我看一份人民日报内参，内容是陕西一些共产党村干部随意吊打村民的调查。记不清这份调查是不是他写的，只记得他声音低沉，反复说“吊起来打，什么家伙都用上，吊起来往死里打，无缘无故就吊起来打。”抬头看他，脸上表情是那样悲愤，似乎打在自己身上。我于是明白，别人的苦难在宾雁那里都要化成自己的体验，才能真切，才能唤起他尽一己之力去拯救苦难的决心。
　　在宾雁身上蕴积着深厚的悲悯。在我看来，悲悯和怜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怜悯的属性是外在的，它带有某种居高临下、施舍的味道。一个富人会怜悯穷人，因为他会偶动恻隐之心。但这不是悲悯。悲悯的属性完全是内在的。它是那种置身其中，感同身受，来自内心冲动的奉献。它不来自恻隐，而来自仁慈。因此才能够在大苦难大逼迫中保持它的完整性和一贯性。这就是阿奎那所说的：“邪恶不能彻底摧毁仁慈的包容力和正当性”。
　　在悲悯的深处，我们能够发见，它与施韦泽“敬畏生命”的思想相通。因此它超越了恻隐、同情、怜悯的局限而跨入更广阔的爱的空间。在施韦泽那里：“关键在于，人如何对待世界和他接触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危急中的生命，他才可能是伦理的。”自古至今，一切伟大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普鲁塔克在批评马可。伽图的矫饰的正义时指出：“我们知道，慈善比正义的范围更广。法律与正义，我们只能施之于人类，但慈善和仁爱则是从人们和善的心田涌流而出，就象由丰富的泉源中溢出的泉水一样，其恩泽甚至施加到不会说话的畜牲。”这使我想起宾雁在干校劳改时，为了制止孩子们虐待一只猫而惨遭批斗的情景。在宾雁身上，本能地充满对生命的敬畏，他尊重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关注他们的快乐、忧伤、幸福、苦痛，不让任何虚伪的借口、空洞的名义扼杀、剥夺个人的权利。我们太熟悉“以革命的名义”犯下的桩桩罪恶。宾雁的心在提醒我们，永远不要以国家、发展、进步的名义变邪恶为神圣。要警醒着，以敬畏生命来对抗一切毁灭性的力量：专制的国家、蛮横的意识形态。
　　在宾雁那里，一切匿名化都被粉碎了。在他笔下，没有为党为国为主义献身的无名无姓者，而是王广香、李日升、傅贵、郭建英、陈世忠……，一个个具体的人，一桩桩具体的苦难。他的关怀永远着落在弱小无助者身上，对充斥中国大地的党政军国喧嚣、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宏大叙事，他似乎充耳不闻。甚至绞索已经收紧，他也不作英雄受难状，只是坦然、坚韧地承受。甚而会去想“那些比我受难更深的人”。因此，对中国“知识精英”们万花筒般变幻的各类说辞，他敬谢不敏；对警察国家中文人聊以自慰的思想手淫，他冷眼旁观。却总在内心质问着，什么是更重要的，思潮还是思想，国家还是个人。面对强势的加尔文，卡斯特里奥宣告：“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教条，而是杀死一个人”！林昭质问残暴的警察“那不是血吗”？宾雁控诉中共“随意枪决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一词已不能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这些直面屠杀的告白简单有力，不是“知识精英”的巧言所能遮蔽。
　　在宾雁的法庭上，夹边沟的白骨，长安街的血肉就是铁证。没有借口，不可辩驳。哪一滴血不是鲜红的？！
　　正是个人的具体的苦难让宾雁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质疑马克思主义，追寻社会主义又反抗以社会主义之名所犯下的罪行。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最初冲动发源于消除社会不公，人民的苦难，而现在社会仍然不公，人民依然受苦，怎么能将社会主义所经历所制造的一切往历史的档案中一塞了事”。也正为此，他才关注民主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发展，认同它对人的自由的追求。
　　有人说宾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个标签远远不能反映他的精神活动的复杂性，他的思考要深入得多，视野要广阔得多，精神来源要丰富得多。他汲取马克思理论中的人道主义遗产，但摒弃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的专断推论。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关心的，应该是人的解放……，即使当思想分歧已经转化为政治斗争，也不要忘记把一个人当作人来看待”。任何主义的标签都不能准确反映和彻底涵盖宾雁的思想追求，他如罗丹的“思想者”，魁伟的身躯山岩般稳坐，粗壮的手臂支撑着硕大的头颅，脸上的沉静有着某种苦恼的期待，期待着新的思想风暴的到来。
　　人们常说宾雁是“青天”。这或许是苦难者习惯的幻象。其实，没有哪个称谓比它离宾雁更远了。“青天”常用的后缀是“大老爷”。“青天大老爷”是站在苦难者头上和对立面的。他们是有权势者，是统治集团的一员。无论是包公还是海瑞，他们的作为是依靠统治集团的授权。他们不过是王道与霸道的选项，面对的同样是没有权利和尊严的草民。作“青天”的前提是和统治集团保持一致，当“自己人”。用时髦的话说，是“体制内”的。此时你有按资分赃的权利，甚至会得到作“青天”的资本，像包龙图的御赐铡刀。但是当你站在“草民”，站在无权势者一边时，情况就彻底变了，更不要说你是反出体制的叛逆。宾雁是站在“草民”和“无权者”一边的，他的敌人是苦难制造者，也是“青天”制造者。宾雁的劳作就是要消灭制造青天的土壤，让民族中的个体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个体，从而让民族成为自由的有尊严的民族。这是权势集团不能容忍的。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强权”质问同是神祗的赫淮斯托斯为何不赶快执行宙斯的命令，把普罗米修斯钉上悬崖：
　　“为何拖拖拉拉，心生怜悯，你难道不恨他。
　　众神可恨他入骨，因为他把你们的秘密泄露给凡人”。
　　宾雁就是这样一个“揭秘者”。他不断言说着“真实的存在”，号召人们鼓起勇气去“生活在真实之中”。宾雁不是青天，他是土地。
　　人们还常说宾雁是“民族的良心”，我却对此有些困惑。如果组成民族的个体是背信、贪婪、懦弱、麻木、腐化、自私，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在哪里？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心里充满了奴隶的恐惧，它让民族丧失创造力，丧失感受崇高事物的能力，那么这个民族的良心是什么？如果一个民族中的个体因暴君暂时放松了轭套而得了温饱的生活，便急忙亲吻暴君的手，那么这个民族又如何去发现它的良心？良心不属于“民族”这样一个空洞的集体概念，它只属于个体。良心的觉醒，良心的发现，良心的坚持，都要由个人承担。我们太放纵自己的懦弱，把本应该反躬自问的责任都推给了宾雁，让他一人去承担对集体暴行、犯罪共谋的良心拷问。而我们却躲在“民族良心”的浓荫下心安理得地品尝“人血馒头”。让我们把“民族良心”的重担从宾雁身上卸下来吧，把它交到每一个人手里，让个体的良心担起它的责任。正如别尔嘉耶夫说的：“只有当我们摆脱了内在奴役的时候，也即我们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停止在各方面归罪于外在力量的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外在奴役。知识分子新的灵魂就会诞生。”
　　宾雁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大智常以旁人视作“愚”的方式表现出来。如果他适时而退，如果他缄口不言，如果他不在意“真实的生活”，在现存体制内，以他的资历和威望，不知能获得多少令人垂涎的好处。宾雁说，确有相当要好的朋友苦口婆心劝他“收敛”一些，劝他“识时务”一点。甚至有人传下高层人士的话，说宾雁“只要改正了他的缺点，一定会作出很大贡献”。宾雁说，这话的意思是要我当“歌德派”，并且“必有重赏”。他说这话时，气度高贵，凛然不可犯。他知道这是一条西西弗的道路。区别在于，西西弗是神罚的苦役，而在宾雁是自选的献身。“他必须拼命地做一件无所成就的事情。这就是对人世热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加谬）令人感动的是，宾雁的选择并不为了某种宏大叙事所需，而只为了“人们在受苦”，只是因为“我见过许多受苦受难的人”。这种选择带有某种悲剧英雄的味道。但对宾雁而言，甚至悲剧这个词都有些戏剧化的夸张。说他是悲剧式的英雄只是外在的观照，宾雁从来不觉得他是个不幸的人。相反，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甚至是幸福的。正像他写的：“当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他的幸福感是极为人性化的。这种幸福感不来自于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占有多少物质财富，博得多少世俗声名，而来自友谊、忠诚，来自正义的伸张和受难者的微笑。
　　和他初识，我曾经以易卜生笔下的布朗德看他，后来发现完全错了。在布朗德那里，民众需要由掌握了上帝真理的人来教育。他对待民众的态度是傲慢的，非人化的。他率领众人登山，队伍中有女人说“我的娃娃病了”、“我脚疼”、“哪有一滴水解我渴”？布朗德的回答是“你们的奴隶的烙印真够深……。回到你们的坟墓里去”。队伍中有人问“拼搏要多久，要流很多血吗？”他的回答是“它要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直到你们牺牲了你们的一切，直到你们从妥协折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遵守全有或全无的戒律”。布朗德的这种蛮横的“解放者”的形象，要以被解放者的永恒牺牲为代价。他口口声声说他如何爱他的民众，那不过是要求奉献的口实。因为“爱不为伟大，只为细小。从细微的小事中体现博大的爱”（圣。特里莎）宾雁对人的爱就是这种细小中的博大。他会因收到不幸者的申诉信而彻夜难眠，他会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去回应呼喊他的人。他会为不让一只猫受火烤而忍受凌辱，他会对强大暴虐的统治者说“不”！甚至在他病情危殆时，也不会忘记对朋友的一声问候。在事关大小、轻重的选择时，他会站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回答“我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的孩子的眼泪……。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我们不说这种爱的崇高，我们只说这种爱的高贵。崇高是属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