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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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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生几年交往，在言谈话语、往来书信中能感到先生心中的炽热。凡论及时政、品评人物、阐发学理，总着眼于家国兴亡、善恶扬抑、大道存废，偶谈及文革中对读书人的摧残羞辱，炽热便化为幽愤，指斥群邪若金刚怒目，大异日常的温文尔雅。此时真如子夏所言君子“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国朝几十年的政治洗脑、思想管制、学术式微，让先生心有隐痛。先生苦恼于讲坛之上难谈真学问，而奉承时尚、照本宣科又必致谬种流传。这个矛盾常常撕扯着先生那样不肯全盘输诚的老一代读书人。陈寅恪先生哀叹“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先生亦有同悲。在先生看来，文革不仅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败坏了社会道德生活，而这是动摇了立国之本。先生长期致力于道德哲学，对此乱象有较他人更刻骨的体认。先生以为拨乱反正主旨在于收拾人心，而我却以为要在制度的脱胎换骨。与先生争辩，偶有言语过激，先生也不以为忤，总是静静地听我陈述，若觉我乖谬过甚，先生的救治也是引经据典，或示我以必读之书。此次先生来信，指评我的文章，也随带教我Ethics与 Moral在用法上的细致差别。我本对道德哲学所涉甚浅，却提笔妄谈伦理学，先生抓住此点，让我一窥门径。
七八年初夏，有位同窗好友想报考北大哲学系，开始复习功课。我一直忙于调动工作， 未及准备，现在受他鼓舞，也想一试。七八年十月底，先生体检时发现尿蛋白偏高，怀疑肾脏有问题，入住北大校医院检查。我去医院看先生，见他精神很好，似未把这病当回事。见先生依旧谈兴十足，便和先生谈起我想报考的事。先生想了一下，口气肯定地说，我看你不必报考大学本科了。先生说中国大学之前的教育是没有哲学一科的。哲学系本科生入校要从头学起，都是上基础课。你已经有相当基础，再从头学起有些浪费时间，不如直接报考研究生。当时的政策允许有同等学力者直接报考研究生。先生的话让我兴奋，但因不知其中深浅而有些犹豫。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你能行”。
先生说我行，自然就要一试，便问先生取何专业方向。当时从先生读哲学史较多，便问先生是否报考西方哲学史专业。先生不赞同，说读思想史是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打基础，专做某一哲学史流派的题目容易限制自己的眼界，成为“专家的专家”。先生说研究题目还是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找吧。至于报考何处的研究生，先生的意见是不必报考北大，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都是起步不久，哲学所的条件可能更好些。前不久我浏览国外现代哲学时曾对阿多诺的《音乐哲学》有兴趣，后又被马尔库塞借助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批判后现代社会所吸引，听先生讲要在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找题目，心中便定下了法兰克福学派为研究题目。七九年初便报考了哲学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杜任之先生的研究生。随后，几个月闭门不出复习功课。待考取之后，因杜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便转在徐崇温先生名下读法兰克福学派，同时继续随辅成先生读西方古典。虽不在他门下，但先生仍视我如弟子，开始新一段收获甚丰的读书岁月。
六入读研究生院之后，我只去了趟哲学系所在的十一学校，便不再露面。那时社科院研究生院没有自己的校园，上课要借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舍。像我这样家在北京的同学除了看着课程表去师大之外，真是自由自在。当时除了专业课，我选了英语提高班和宗教系的课，曾去听赵复三先生讲基督教。念研究生三年，基本上是泡图书馆。除了所里图书馆就是北京图书馆。当时的北图在文津街，紧贴北海西岸，是明玉熙宫旧址，屋宇恢宏肃穆。进大门，穿过条石漫地的庭院，沿汉白玉砌就的台阶拾级而上，跨过厚重的古铜色门槛入厅，一股馥郁的书香扑面。高大空旷的阅览室内，一排排笃实古朴的长桌，一把把宽大舒适的圈椅，一盏盏黄铜绿罩、柔光泛泛的台灯；黄昏时分，夕晖透过高高的花棱窗泼洒到光洁的水磨灰地砖上，绘出规则的花纹，宁静、温馨，坐久了便有微醺。
先生有个习惯，每个月初都要到北图来查阅新书目，借阅一些北大图书馆没有的资料。
自我开始读研究生，先生便提议每月选一天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我在读书学习中碰到问题可以在北图查书解决。同时可以“见面谈一谈，然后找个地方吃饭”。这个约定持续了两年左右。没有特殊情况，我与先生每月初都会碰头，直到我的学位论文答辩结束。许多要读的书都是在北图借读的，例如杰伊？盖的《法兰克福学派史》，哲学所和北大图书馆都未入藏， 是先生用他的个人借书证从北图借出来给我读的。那时办理北图的个人借书证需要一定的级别。记得当时哲学所有一张北图的集体借书证，需要借阅北图馆藏时得请所里图书馆出面借，很不方便。先生有一张北图的个人借书证，可能是教授的待遇。所以每次在北图见面，我会请先生为我借我想读的书。一天先生听人说起，党的某级领导干部可以在北图办个人借书证，而且因为首长忙，借书时不需本人出面，有联络人可以代办。先生说你可以当你父亲的联络人。我大喜，原来只知有内部购书证，现在知道还有内部借书证，于是请父亲单位开了介绍信，由我充当联络人，在北图顺利地办了一张个人借书证。当我把那个深绿色塑料皮的借书证放进口袋时，山川日月一身藏了。
每月享受随先生出入北图的快乐。有时我到晚了，见先生已在阅览室伏案工作，桌上放着一摞书，桌边靠着那支黄藤手杖。先生聚精会神地翻阅抄录，偶尔会起身到目录柜去查卡片，动作轻快敏捷，那支手杖冷落地倚在桌边，有些失意的样子。与先生轻声打个招呼，就去查阅自己的资料。各自工作到中午，还掉书，一起走出图书馆去吃饭。通常沿文津街向东，过北海大桥，绕着团城围墙走到北海南门外的仿膳小吃店用餐。我读研究生后工资涨到五十六块一月。但先生仍坚持由他付账。经我力争，先生同意轮流付账，但几乎每次他都执拗地说上次是你付了，这次该我了。结果我大约从来没付过账。
八一年初春，依惯例与先生在北图见面。先生说景山西街新开了一家粤菜馆，名叫大三元，今天完事后可以去尝尝。傍晚时分离开北图，沿文津街老路往景山西街。三月春浅，太液西岸新柳初黄，和风轻拂，柔条依依。北海在文革中曾作了公仆们的私家园林，我们高贵的压寨夫人曾骑马园中徜徉逡巡，而今重新向民众开放，也是政府的一份恩德。上得北海大桥，天上飘起绵绵雨丝，北京春雨后特有的那股土腥味扑鼻而来。蒙蒙雨雾中，见左手琼华岛上朱墙金瓦掩映绿丛。不远处，故宫角楼黄昏独立，寂寂似有幽怨。这里是京城最美的一隅。惟靠中南海一侧，庄严华美的汉白玉桥栏已被二米余高，带倒钩的铁栅栏所替，给这柔美秀丽的景致平添几分狰狞。行在桥上，先生举手杖一指铁栅，说他们总要把自己关在监牢里。想当年光绪帝幽禁瀛台时，这里也没装铁栅栏。共和百年之后，我们却只能透过铁栅栏眺望瀛台了，怎不让人掩涕叹息？
过三座门儿进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东一个古色古香的院落内，门口国槐树下立着一个菜单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见。我一眼看去，菜单上多为5元…10元一道菜，觉贵得离谱。想当年我们在清河小馆喝酒，滑溜里脊、银丝肉也不过5毛钱。没想几年后竟见到十倍价格的菜。我对先生说此处忒宰人，不知京城穷书生尽是打秋风的。先生说偶一为之，尝尝粤菜也未尝不可，便非要进院。我想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账，这么贵的菜让先生破费太多，便执意不肯。先生拗不过我，只好作罢，但心有不甘，唠叨说“一顿饭也吃不穷人”。
我挽着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带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着筒子河向沙滩走。河边宽宽的人行道旁满栽丁香、迎春、榆叶梅，浅紫、亮黄、深红杂错。薄雨渐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弥，初瞑暗染。我与先生缓行在早春的温馨里，虽迥异于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凛冽，但先生教我爱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却一如既往，无丝毫改变。
一路行来，我向先生讲起近来读批判哲学的心得。讲到马尔库塞在分析后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时，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层结构来讨论社会文化问题。先生便问我是否注意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说白氏的理论中也谈过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级结构。他的核心概念“内在掌控”（in tercheck）其实也是心理学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为“高尚自我”（higherself）和“卑下自我”（l owerself）。
在谈到宗教问题时，白璧德有个“原我”（ordinaryself）的概念，认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产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归因于超我投射（pr ojection）。虽然两个人用的术语不同，但意思却有相近处。先生仔细想想说，他不记得白璧德曾谈起过弗洛伊德，虽然他们差不多是同时代人。白氏也曾抨击镀金时代的物质主义，这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单维社会的批判有相似处，似乎是同一问题的不同阶段。先生说白璧德在中国影响很大，吴宓先生和《学衡》同仁对白是顶礼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纪前半段的社会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读。先生特别讲到白氏对大学教育的看法，说白氏最反对教育有“进步”一说。他以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学教育必须是人文的，连科学训练也不能脱离人文观照。真有趣，马尔库塞本人也有类似看法。先生说这不奇怪，自希腊以来的思想传统大抵不脱巢臼，后来的科学至上主义是走偏了。对现代文明的反省总还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资源。
先生又讲到吴宓的往事。他与吴先生私交甚笃，称吴先生为老师，其实他们是亦师亦友。翻阅《吴宓日记》，见多处提及先生。先生曾几次撰文谈吴宓的人生观和道德理想，解读吴先生诗作。先生指出吴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叹吴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总结说：“吴先生的不幸，在他个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义化为他的道德理念学（moralideology），把他的爱化为宗教精神，以安顿自己的生活。这是不幸的命运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壮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来我才明白，先生谈吴宓，其实也是谈自己，谈他们那一辈读书人。他们浸淫于中国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义，从来就抱着打通两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无分东西的普世价值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来，是人则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选择来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悬则必会在自由与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冲突。不过，这种冲突的解决，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实现。这是个神圣的任务。先生说“人类若无自由，不过是一架被动的小机器”。先生分析吴宓何以独赏柏拉图的《裴多篇》与《理想国》，说：“两者都是要证明纷纭世界之外还有一理想世界，这是‘一’。如果以这个‘一’或理想为基础，可以在繁杂的人世困乱中，寄托人的灵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谐静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类最后要实现的目的。当希腊雅典已经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柏拉图的理想虽然来得太迟，无补于实际，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为理想，造成中世纪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实现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运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谈话间已走到沙滩，在老北大红楼旁边胡同里找了个小馆，随便点些东西吃。先生在饭桌上写下几部英文书名，都是有关新人文主义的，其中有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 《法国批评大师》，说这些书北图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细读了才知道新人文主义与批判理论究竟有何异同。大体上看，本世纪西方知识分子关注人文、艺术、道德问题的，都对工业文明有所警惕。二战之后反思现代化更是热门话题，但其中视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现代化，却有相反的结论。走出饭馆，天已全黑，华灯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听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风风人自沉醉的感觉。陪先生上8路汽车，在地安门换7路无轨，像七六年的冬夜一样，先生挥挥黄藤手仗就远去了。
七八二年三、四月间，我开始准备学位论文。那时我读完了国内能找到的马尔库塞的著作，对他的理论有了大致的了解。我认为他虽然是以新马克思左翼著称，但骨子里承继更多的是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一派的血脉。以我当时所能见的资料，尚无人这样定性马尔库塞的学说，所以我准备了一份提要，陈述我论断的理由，和先生约好，去向他请教，希望先生能判断一下我所准备的有关德国古典哲学、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材料是否扎实。
到先生家，见他正在安一架新的咖啡机，是那种用沸水直接冲磨好的咖啡，通过纸袋过滤的新式机器。见我便兴致勃勃地说是唐君毅先生的家人托人从香港带来送给他的。先生与唐君毅先生青少年时就是至交，抗战时期曾一起和牟宗三、程兆熊编刊《理想与文化》，先生曾回忆起：“我们几位手无寸铁的书生，想借此表示我们为民族奋斗的决心。……当时大家心中都想起宋代学人张横渠在抗金战争时期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以及西方费希特在德国国难时期《对德意志国民的讲演》的故事。我们都感觉到不能都去喊抗日的宣传口号，还需在本岗位上作些踏实的哲学建设工作”。先生对我说那时一起编杂志，常常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困了就喝浓咖啡。他喝咖啡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先生边说边摆弄咖啡机，一定要尝尝这新玩意煮的咖啡好不好。忙活了一阵，咖啡器终于嘶嘶地响了，片刻，淡淡的咖啡香便弥漫在屋子里，阳光正爬进窗子，三两方光影漂浮在咖啡的香气中，缓缓地游动。
先生倒好两杯咖啡，便像往常一样，坐在那只老沙发上，头向后仰，靠在沙发背上，左手在扶手上轻轻叩击。我坐在先生右侧，拿出笔记本说，上次和您谈起准备论文中的几个问题，想听听您的意见。先生微闭双目，缓声说“请讲”。我知道，每逢此时，就是先生要集中精力认真听而长考的时刻了。我刚一说出题目，先生就笑了，说浪漫主义的题目最难讲，“它太浪漫了”。海涅有海涅的浪漫主义，白璧德有白璧德的浪漫主义。有十篇文章可能就有十种定义，你给自己选了个最麻烦的题目。我说虽然麻烦，但并非羚羊挂角、梳理各家之说能得其大意，况且不是求几何定理，要精确到一丝不苟。思想文化批判总是取其一般特征。先生点头说，这自然是对的，就看你对一般特征抓得准不准。我说像笛卡尔和卢梭，虽然都以概念、推理论思想，但区别极明确。这种大特征是抓得住的。以此看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就有话可说。
我以为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给人的审美艺术活动以突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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