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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灯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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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是说悟道不只在读书，青山白鹿都有道心。下联是说心中之道与身外青山本为一事。朱熹有个重要的思想，理在物与在身是一回事，这就是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最高境界就是达于至理。这副对子写得不错，我觉先生解的也好，便记了下来。先生自嘲说今生未去过白鹿洞书院，枉为读书人，又提起王阳明曾亲往白鹿洞格物致知。问现在可有王阳明的遗迹，我答似未见，只是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李梦阳所题，他和王阳明是同时代的人。先生便说，明前七子是要搞“文艺复兴”的，文必秦汉，诗宗盛唐，一时左右文坛。我把记下的李梦阳的五言绝句呈先生看，诗云：“登山眺四极，一坐日每夕。行看夜来径，苔上有鹿迹”。先生看了片刻，便起身走到书架旁，翻检出一叠复印材料，说歌德有首诗和这意境有点相似。随即便翻到一页递给我，是《游行者之夜歌》，宗白华先生译的：
一切山峰上是寂静一切树杪中感不到些微的风森林中众鸟无音等着罢你不久也将得着安宁 这诗我曾读过梁宗岱先生的译文，他译作《流浪者之夜歌》，两公译文各有其妙。梁先生在诗后加有一注：“一八三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歌德快八十二岁了，距他逝世日期仅数月，他一鼓作气直登伊门脑旧游处，重见他三十八年前写下的诗句，不禁潸然泪下，反复沉吟道：‘等着吧，俄顷你也要安静’”。经先生提醒，再对读两诗，发现果有意境相通之处：皆是独登峰巅，寂静寥落，鸟声无闻，鹿影不现。惟歌德诗苍凉沉郁，梦阳诗空灵清缈，物色仿佛，而心境相异。
看先生授我的这叠复印件，是一部叫《歌德之认识》的书，它是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所编。翻看目录，作者、译者皆为一时之选。有冰心女士的诗，宗白华先生的《歌德之人生启示》，贺麟先生的《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辅成先生的《歌德对于哲学的见解》，唐君毅先生的《孔子与歌德》……顿觉眼前云蒸霞蔚。看先生撰写的前言说“今年国难期中，临歌德逝世百年纪念日到来，国人们对此纪念是如何地热闹，证明我国人在物质困苦里还没有失却对精神价值的欣慕”。我真不敢相信这部书竟完成于外敌入侵，国脉危急之时，这要何等的毅力和定力。我问先生，战乱之中您还想起要编这样一部书，而且能印出发行？先生正色答道，好不容易啊！当时巴金在上海问了多家书店，都不肯印，是宗白华先生送到南京朋友处才得印行。那会儿人心惶惶，谁会在意歌德，我们几个青年人却觉得越在危机时才越要向歌德致敬。那时知道日本人也纪念歌德，我们便想表现一下中国人的能力。我给文化界的朋友、师长写信，几乎所有人都回信支持，好热烈。先生用四川话讲出“好热烈”时，刚才低回的感叹顿成昂扬的自豪。看先生皓首低垂，热切地翻书的样子，我暗问自己，可曾有先生这种对精神价值坚韧不倦的“欣慕”。
在庐山时就想向先生请教书院和读哲学的关系，我拿白鹿洞书院和宋明理学说事儿，和先生开玩笑说，大学的哲学系应该统统取消，改成书院、学园。想读哲学的人去投奔各处书院，各位先生自筑杏坛，哲学自会精进，再有个诸子百家时代也未可知。先生笑答，国家不给书院出来的学生发文凭，他们靠什么吃饭？柏拉图办雅典学园时，伊苏克拉底就嘲笑他教出一群只会抽象推理的呆子，是只知爱智慧却不懂实行的空论家。他自己办学校收费很贵，却保证学生能学到实用本领，将来好混世界。柏拉图绝看不起他的一套，骂他唯利是图，说他教的修辞、辩术那一套不过雕虫小技。我回先生说，朱子倒和柏拉图相通，“非徒务记览，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是白鹿洞学规。朱子要他的学生以讲明义理为求学目的。先生说其实务实入世与求纯知的界限并不绝对，柏拉图的学园也要教人作政治家，教人治国之道，还要作“哲学王”呢！顾贞观、高攀龙立东林书院，除了孔孟曾颜之外就是遵崇白鹿洞学规。他们本来就是要继承朱子学脉的，对王阳明都有不满，以为他的心学走偏了。从学理上讲，他们的志向就是保持儒学正统。东林党的主要人物，像杨涟、左光斗、黄尊素，都是信理学的大儒，一旦入世，就把自己的儒家信念、道德操守带到行动中。和魏忠贤斗，是性命相拼啊。杨涟被锦衣卫折磨得体无完肤，最后是铁钉贯脑而死。左光斗被拷打得几无完形，也不低头。真是天下读书人的楷模。
先生说，这些理学信徒们平日谈经论道，似与平民百姓无甚关系，想不到他们一旦挺身 抗恶，百姓竟以死相助。苏州数万市民上街，对抗来抓捕东林党人的锦衣卫，真是正气鼓荡。孔子讲“礼失求诸野”，我看这就是了。后人修五人墓，张溥作《五人墓碑记》，就是把中华民族的真精神留下来。我看这也就是儒家的真精神啊。文革中“破四旧”把五人墓砸烂了，那是断自己民族的血脉啊。先生讲至此，摇头痛惜，眼中似有泪光。我竟一时没有追上先生的思路。以前胡乱读史，对魏阉暴虐，厂卫横行的史实不过一带而过，并未深思。苏州市民义愤群集、痛殴厂卫，而后又有周文元等五义士“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对此我当然是极为崇仰，但从未以先生所谈之真儒精神来思考。
张溥曾问：“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先生竟以为这就是“礼失求诸野”的明证。先生心中的礼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之真儒之礼，是由“守死善道”而出的一套行为规则。以此观之，苏州市民皆守礼之民，苏州之地为礼义之邦。而文革之中，砸五人拱墓，辱先烈遗骨，当此时，华夏已为鬼域，子民皆成暴徒，此中华命脉危殆之象。
听先生情绪激昂地大谈东林党，我从白鹿洞带回的道外青山的闲逸，一下子被淹没了。
我突然意识到白鹿洞书院绝非仅是鸣泉素琴、朗月清风的世外桃源，先人讲纯思至理，也包含着坐言起行。华夏儒生并非皆是追名逐利、献媚邀宠之徒，舍生取义本是题中之义。讲道也意味着护道、殉道。不参透两方，谈何了解儒学。自己的感觉太过轻浮，还要沉下心来，重读古典，深入思考才是正途。向先生谈了我的感想，先生教我说，中国哲学中，理学的情况比较复杂，入清之后，批它的人很多，有一个原因是清朝大捧理学，又兴文字狱，让一些读书人心怀不满，借批理学来发泄。所以读朱熹要读点明史，特别是晚明史。晚明多次禁书院，但禁不住，这里就有朱子思想的力量在。先生叫我先读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朱长祚的《玉镜新谭》。说如果再有时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是要细读的。黄宗羲是东林子弟，他父亲黄尊素的死让他思考了许多问题，多有真知灼见。和先生分手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毛泽东活着的时候，谈明史是很危险的”。待后来读书稍多，才明白为何谈朱元璋和海瑞的吴晗，谈李三才的邓拓，不管如何献媚邀宠，终是死无葬身之地。
九八二年底，先生搬回朗润园了。这次占据朗润园半壁江山的人搬走了，先生终于收复失土，所以特别高兴。这两三年，先生全力以赴，编《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这又是一桩奠基性的工作。以往谈西方伦理学，多是跟着阶级斗争的路子走，常常材料不明却上纲上线，宏论大发，结果是无根游说充斥。先生想抓住机会，提供一些真实材料，让谈西方伦理学的人有所依凭。先生说这也算是正本清源吧。前些年曾从先生处借阅过是编的上卷。那是因为先生教我读莎士比亚时，要我注意莎翁对英国伦理学家的影响，特别是沙甫兹伯利和赫 起逊。当时先生就说这部书的下卷已准备多年，不知何时能编出以成完壁。从先生写的编者前言中知道，上编编成之日是一九五四年，正是我出生的那年，而第一版印出时已在十年之后了。编这种名著选是吃力不讨“巧”的工作。虽说有范本在前，但要厘定标准、规依体例、剪裁文章、推定译名、校改讹误，都是细碎繁琐之务。仅以我读过的上卷而言，800多页一大厚册，自古希腊至早期资本主义时代，涉及重要思想家近50人，著作60余种。编者下的是笨功夫，对后学却是功德无量。
八三年七月酷暑，几天前和先生约好去看他，顺便还几个月前借走的《新旧约全书》。
那时圣经不好找，先生说读国学要通六经，读西学要读圣经，授我他常用的那册旧和合本，包着白色道林纸皮，已被先生翻阅的起了毛边。我知这是先生常在手边浏览的书，便抓紧时间粗粗读了一遍，想着赶紧还先生。约好下午两点半到先生家。但偏巧头天晚上在黑山沪嘉映那里聚会，与友渔、正琳、苏大哥几人聊得高兴，一夜未睡，沿着京密引水渠散步，在月影星光下“喳”歌儿，从贵州小调一路唱到贝多芬《自然神的赞美》。天亮后仍不愿散，接着聊，一直到中午。那时年轻，“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心中满是激情，眼中全无人物，寂静中偶有一曲飞起，不知是何，已然泪流满面。一个纯思唯美真爱的年代。当时嘉映已决定赴美读书，我挤兑他不能免俗，他只是狡猾地笑着，顾左右而言他。中午和嘉映分手，便去朗润园赴先生的约。
从黑山沪骑车到北大，不过二十几分钟。到了北大看时间还早，怕打搅先生午休，便在未名湖畔拣个树荫坐下读书等候。谁知一夜兴奋，加上天热蝉噪，竟在湖畔的轻风中睡着了，猛醒过来已是下午三点。天啊，迟到了，起身便往先生家跑。待拐弯离了湖边，却迎面碰上了先生。他老人家正急冲冲下小石桥，向东校门方向走。下午三点，骄阳似火，先生走得急，身上宽大的短袖老头衫几乎被汗水浸透，贴在身上，额头上满是汗珠，从白发间淌落。我上前拦住先生，问他为何当此酷暑。先生见我似大松一口气，说已经三点了，见你仍未来，想前几天有学生与校外孩子冲突，学校发通知，加紧门卫，不得让闲散人员随意入校。所以想你被拦在校外了，便下来看看。我真是羞愧难言，不过是自己睡着迟到，却害先生烈日下奔走。先生已是70多岁的人了，万一中暑，我罪莫大焉。急忙扶先生回家，先生却若无其事的样子，反对我说，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陪先生到家，屋里甚凉爽，一架电扇轻轻送着凉风。师娘埋怨先生，对他说不会进不来的，他不听，非要去看看。我忙给师娘赔罪，都是我的不是，下回不敢了。进先生书房，见书桌上整整齐齐摆着一摞复印件，上面有先生手写的几页稿纸。问先生，先生答是《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已全部完成送商务印书馆了，这是副本。我极为先生高兴，这件工作从五四年上卷编迄，至今已经快三十年了，终成完壁，是学界大幸，亦是后学大幸。先生神情愉悦轻松，说放下这副担子，可以优游岁月了，又说今天我还有“新式武器”给你看。见先生那张老书桌左侧靠墙处新放了一个架子，上面摆着一架双卡磁带录音机，是当时国内颇走红的一个型号“夏普575”，左右声道各有一大一小两个喇叭，放在先生桌上显得挺气派。先生告我这是s tereo，又说旁人告他这是市面上最高级的机器，边说边向我演示只要同 时按下record和pla y键，就可以转录磁带，有人在旁边说话也不怕，没有干扰的。一听先生说就知道老人家不明白麦克录音和内置线路录音的区别。在音响器材方面，我自信比先生所知略多，便给先生解释录制磁带的基本方法。先生也不理会，只是得意有了他的“新式武器”可以借磁带来自己复制。
和先生处久了，便愈觉老人家无论腹笥多么宽广，修养多么丰厚，都会时时“倒空”自己，他永远敞开着，不带任何成见地听取意见，汲取知识。这在先生那里是自然而然，毫无刻意的。在先生意识里，没有“功成名就”这类玩意儿，求知之于先生，如呼吸之于生命。
先生很早就知道我对古典音乐很用心，说他也极喜欢听，文革前有重要的演出他都会到场，还回忆起曾有一段当局和知识分子的蜜月期，那时有节目，学校会派车送老先生们去听。不过自打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难再有这种恩泽了。文革之后，古典音乐被划归封资修黑货，都扫地出门了。和先生谈起音乐演奏的各种版本问题，先生大感兴趣。说以往听音乐只关心曲目，没注意过演奏中的不同诠释，要我给他找些范例。“有事，弟子服其劳”，先生的这个要求正是我可以效力的地方。因为那会儿，我正跟着建英兄满北京“跑片子”呢。
建英有个作曲家朋友，供职于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该厂音响资料室有“外汇指标”，可以从图书进出口公司购外国音乐资料。可惜资料室的工作人员不熟悉国外音乐资料，对该购何种曲目，哪个演奏版本心中无数。这位朋友就请建英帮忙选购。这对我们不啻于发现一座金矿。建英提出帮忙的条件是买了新唱片，我们先录一道。用他的话说，叫“先开槽”。
通过这个途径我们转录了许多第一流的演奏。我给先生复制了一些精选的曲目和演奏。有时就把建英复制好了的磁带直接送先生复制。每次拿了磁带去，先生总要立刻复制，又不肯使用快速复制程序，说会破坏音质。所以送两盒90分钟的磁带，就会在先生家盘桓几小时，边听边聊，听先生谈天说地，真是快乐。一次建英告我他手里有一版极好的《福斯塔夫》，是卡拉扬指挥，G obbi和 Schwazkof领衔演出。我知先生喜欢这个戏，便告先生我们的“虏获”，先生说他也要一份。不记得因为什么原因耽搁，我一直没空去北大，先生竟来电话催问，想听这个版本的急切心情像个年轻人。先生似乎已经成了我们发烧友队伍中的一员。建英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我便请他上学时给先生送带子去。建英去先生家送了带子，还和先生聊了许久，回来告我周先生真有意思，说无标题音乐总听不大亲切，喜欢听歌剧，因为有词，听得明白。我们喜爱先生的天真谦逊。建英说当然不是先生听不懂，是先生自谦啊。
其实先生爱音乐是有所本的。一次和先生聊起音乐在希腊的地位，先生说苏格拉底都梦想当音乐家呢。先生是在讲《裴多篇》中苏格拉底所说他多次梦见自己应当去从事音乐活动，制作和演奏音乐。甚至当他以为他所从事的哲学就是最伟大的音乐时，又被那些梦所困扰，最后竟认定自己应该去从事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他甚至用竖琴与和声的关系来讨论灵魂不朽的问题。在先生看来，哲学和音乐在其根本处是相通的，一个读哲学的人是不能不听音乐的。
过了一段时间再去先生那里，见书桌正面也摆上了架子，放满了录制的磁带，大约有两三百盒。除了我和建英为他录制的，他自己也搜集了不少音响资料。先生最感兴趣的仍是歌剧，尤其是以莎翁戏剧为底本的歌剧，逢此必收，版本颇全。威尔弟谱写的《奥赛罗》、 《福斯塔夫》、《马克白斯》都有二、三个版本。但直到我把玛丽亚？卡拉斯演唱的《奥赛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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