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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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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一层阴影，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我现在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的话，我会按期再去看他们，物质上我没有那么大能力，但是我可以从精神上去帮助他们，当他们的知心姐姐，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心理，健康快乐地长大。第三类就是艾滋病人，因为我觉得艾滋病人他们并不需要什么东西，他需要的是一种精神，如果有可能开热线的话，我要疏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正确去对待。
王 志：会不会有完整的，就是没有任何遮挡地站出来的那一天？
朱力亚：有，其实我现在如果排除心里那么一点点顾虑的话，我可以，如果说现在牺牲我一个人，能够改变这个社会现状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躲藏在阴影下的一枝花
我们身处的社会对待很多灾难性的纪念日，都是节日般的呈现出来。比如，艾滋病，媒体在12月1号之前就像赶制礼品一样制作出有关艾滋病的各种信息，铺天盖地地撒出去，热闹过后，灾难就像雪片一样溶化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人们又开始歌舞升平，勾心斗角，欺下瞒上。
2005年7月，我在杂志上见到朱力亚，她的脸躲在一朵花的后面，那是一张经过处理的照片，笑容可掬。但是花朵挡住了她的面容却遮不住她悲惨的命运。因为艾滋病，她注定要用掩饰和躲藏才能和正常人取得共同生活的权利和自由。
艾滋病人总是用各种方式保护着自己，因此寻找朱力亚的过程并不容易，经过多方联系，杂志的记者并没有告诉我朱力亚的联系方式，但是好在文章中说到她和桂希恩教授保持着联系，而桂教授曾经是《面对面》的嘉宾。当我怀着一线希望拨通桂希恩教授电话的时候，得知两个小时前朱力亚刚刚从桂教授的办公室离开，好在她和桂教授还相约在几天后见面，于是我在约定的时间打电话过去，终于听到了那个在花朵后面藏着的面孔发出的声音。我胆怯地告诉了她我想采访她的理由，我担心她会拒绝我，事实和我想像的一样，她不愿接受电视采访。她担心一旦上了电视，她的家人将无法承受这种痛。
我给她说明了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可以把她的声音和画面处理到她的家人无法辨认的程度，她不相信，有一种天然的怀疑，她认为媒体总是会骗人，为了片面追求片子的影响力会不顾采访对象的真实感受，得到好处翻脸不认人，这样的事在她身上发生过。
我态度诚恳，动之以情，通话近一个小时，她答应我让她考虑几天再回答我。
第二天，我手机上显示出朱力亚的电话号码，是她主动打来的，同意接受采访，条件是，电视屏幕上她不露面，声音要做特殊处理，不允许拍她全身的镜头。我手摸胸膛向她保证，绝不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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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力亚：感染艾滋病（5）
对于《面对面》来说，答应她的条件无形中是一种挑战，因为《面对面》的形态一直都是一对一、面对面地交流，而四十分钟都不出现采访嘉宾的面貌，观众有这样的耐心看下去吗？声音处理过了、脸也挡上了，那么新闻的真实性如何体现？这对于《面对面》来讲无疑是有风险的。
制片人和主编共同商量后，觉得可以尝试这种冒险，因为早在一年之前，《新闻调查》已经做过这种尝试，当时采访上海的一名艾滋病人黎加名就用过这种方法，播出效果也很好。况且，对于目前艾滋病正在大学生和民工中蔓延的事实，媒体有责任告诉观众。大家商量了之后还是决定接受这个挑战，采访地点定在武汉。
我们如约来到武汉，朱力亚还给我们买来葡萄、西瓜，她亲自给我们洗好，送到房间。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的过程中我们相谈甚欢，彼此建立了信任。
她并不是想像中那种漂亮的女孩。从与她交流的过程中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内心的矛盾，她有时格外坚强而有时又脆如蝉翼，有时乐观有时又极为悲观。她这种矛盾的处境，我们健康人永远无法彻底地体会。
把朱力亚隐藏到黑暗中在技术上并不难实现，但是我还是决定将她的手打亮，因为这可能是朱力亚呈现在荧幕上惟一真实的部分，我认为手上的动作也是一种表情。
回到北京，解说词全部写好，我开始了空镜的拍摄。
为了不给她的生活带来不便，我没有拍她现在生活状态的任何镜头。既不能用纪录的手法也不能用再现的手法来描述朱力亚目前的境况，如何填满14分钟解说词所需要的画面，这是最难的一件事。
我带着摄像机在西单、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二外的校园内捕捉能够体现片子意境的镜头，这只能从真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吻合的场景，而这种吻合也只是心理上的、感觉上的，从专业的角度上讲叫做影像制造。直到今天我都很迷惑，在中国有一种叫做“意境”的东西可以运用，而在国外会用一种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来做这个片子，他会怎么处理影像？
片子顺利播出，朱力亚告诉我她一切平安，没人认出她，很满意。但是我并不满意，影像制造得不够有魅力，也许用更多一点时间来拍摄空镜会有更好的效果（也许再多的时间也不可能有突破），在声音处理上有些没把握好，没有亲切感。
节目播完，但是悲剧还没有结束，HIV病毒还会像幽灵一样徘徊在我们周围，不会像雪片一样溶化。周而复始，明年这个时候，人们又开始呼吁、关注，貌似诚实。
李卫华
周鲲：从英雄到毒贩（1）
1966年生，曾任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曾获得过全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号。
2003年11月，因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刑。
2003年11月3日，一起轰动全国的团伙贩卖、运输毒品案由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武汉宣判。这个贩毒团伙的主犯周鲲曾任贵州省水城县公安局缉毒大队大队长，也曾是全国闻名的缉毒英雄。在这次审判中，周鲲被判处死刑，缓期２年执行。由于他的特殊身份使这次审判备受社会关注。
王 志：当今天没有宣判之前，你应该说是生死未卜，你那个时候考虑最多的是什么？
周 鲲：是死亡，从被捕的那天，我基本上对生存的希望就感到很渺茫。在我的思想当中过多的是在考虑怎样来调整面对死亡。不管个人当时是处于任何一种想法，或者整个犯罪过程中是有意或者无意，或者就按自己说的，混淆了警察和毒贩的概念也好，任何一种理由我觉得都是不可饶恕的。
王 志：但是所有人都非常感兴趣，为什么会迈出这一步？怎么开始的？
周 鲲：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这可能也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因为从头到尾，最后走上犯罪，整个过程好像挺模糊的。十年当中，可以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泥潭当中，和混浊的面打交道，有时候甚至长时间都是以毒贩的身份在地下，所以好像在思想当中模糊了毒品、犯罪这个概念。因为我接触的线人也好，本身也就是一定的毒品犯罪分子，有时候好像和他们交上朋友，甚至有时好像觉得某些人还真正够朋友，从这个感觉上我觉得好像……
王 志：你亲手抓了多少？
周 鲲：我算了一下，轻重也好，反正近千人。这种东西怎么说呢？好像给自己的解释就是抓毒贩，搞工作，这是一种职责，尽职。
1989年周鲲当上了水城县公安局的一名民警。这个地区长期以来，社会治安情况非常复杂。从事缉毒工作后，周鲲凭着过人的机敏和胆量，化装打入毒贩队伍300多次，破获了上千件贩毒案，他的名字让贩毒分子闻风丧胆。
与此同时，周鲲也获得了全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种种荣誉。但从2000年开始，他却萌生了离开缉毒一线的念头。
王 志：你提出来过吗？
周 鲲：提出来三次了，我交辞职报告都交了三次。一个是确实搞缉毒工作搞的时间长。因为公安内部本来就有文件，搞缉毒大队长和主要侦察员五年，最多不能超过五年，我就搞了近十年，一个是时间相当长；再一个当时我哥还没调动，也是搞缉毒大队长。两个人都在这种环境当中，都是在和毒贩直接接触的第一线，应该是接触最多的。同时自己后来几次搞侦查打入；都被毒贩认出来自己的身份，觉得自己对工作的适应力也不是像原来；也下降了，而且同时有部分线人，因为某种原因，可能大概自己后来对工作的认识不到位，也失去了联系，所以线人方面也比较少，所以当时就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
王 志：但是在你周围人看来，你递辞职报告，不愿意干这个工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你没提上副局长。
周 鲲：可能是他们这么认为吧。但是我认为这方面应该不会存在，因为当时没提上副局长的时候，我心态还是相当平和的。
实际上周鲲已经无法继续平和下去。2002年年初，因为受到毒贩的诬陷，时任县缉毒大队大队长的周鲲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一方面升迁无望，一方面家里又经济困难，此时的周鲲考虑在办案中间寻找机会赚钱。
因为自己做了这方面的思想斗争，考虑到如果万一被检察院真的抓了，能够搞点钱来弥补一下家里，因为我爱人已经是下岗了。
王 志：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回忆起当时的心态，因为检察院已经立案在查你，这个时候你应该非常警觉才对，怎么会想到要越这个雷池？
周 鲲：当时考虑的很多。因为检察院立案的时候，我们单位好像违背了很多很多的现实，就是一个原因；我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是被别人抛弃了，这是一个想法。或许副局长没有当成也可能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家里老岳父和我嫂他们搞了一个煤井亏本，大概也是个原因。
王 志：但是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你不是一种压力吗；你当时没有觉得是个特殊的环境吗？
周 鲲：当时的压力使我产生了一种逆反的心理。因为当时没有房子，是租住的房子，老婆没工作，孩子还小，就是想赶快搞点钱。
正在寻找赚钱门路的周鲲想到了自己的线人李学军。俩人一拍即合，开始谋划以办案为掩护着手贩毒。
王 志：你不认为他是坏人？
周 鲲：肯定是坏人。但是在缉毒侦查人员当中，接触的全是坏人，而且接触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来认识，你不和他谈感情，不和他交朋友，根本是办不了案子，这是缉毒队伍一种特殊的情况，所以我不知道该怎么来说。
王 志：你想利用他？
周 鲲：如果要搞（破获）大案子，他还要搞点钱。让我找两个人，一是可以给他们找点钱，在这个过程当中维持生活，二来要搞的时候，通过他们搞，他自己要好受一点，才想到找苏兴昌和余明达。因为余明达给戒毒所当过民兵，同时和他也认识，就想到找他们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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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鲲：从英雄到毒贩（2）
苏兴昌、余明达，周鲲贩毒团伙的另外两位重要成员，在周鲲任派出所所长期间，他们曾是周鲲手下的联防队员。
王 志：他们两个人的职责是什么呢？
周 鲲：一个职责就是李学军如果搞到他周围的人有贩毒的时候他不方便出面的话，由他们两个出面搞案子。第二个职责就是如果搞到钱，由他们两个出面，我这里可以避免直接接触毒品和这个环境，对我是个保护作用。
王 志：你们谈到钱了吗？
周 鲲：当时，李学军和我说过，可以给他们找点钱。
王 志：给他们还是给你？
周 鲲：肯定是说给我，说的是肯定给我，但是当时我跟余明达和苏兴昌讲的是给他们，而且我当时的目的是根本没想到在里面去找钱。
王 志：到底哪个是主要目的？
周 鲲：后来肯定钱也是目的，第一次他们到了武汉，把另外的毒品处理完以后，我已经感到进入泥潭深处了。
2002年7月，周鲲做了自己第一笔的贩毒生意，他以办案名义让一位名叫顾燎原的云南商人为李学军和苏兴昌介绍毒品供应人。顾燎原把一个名叫“小马”的毒贩介绍给了他们，李学军和苏兴昌随即赶到云南大理，从“小马”手中买到了100克海洛因。在采访中，周鲲认为他当时确实在寻找机会抓获“小马”。
王 志：你把顾燎原介绍给李学军，难道不是为了去买毒？
周 鲲：肯定买毒不是说一点这方面的意思没有，但是和李学军、苏兴昌、余明达当时这样谈的，李学军说他是在昆明有两个线子，在曲靖有两个线子，因为他关的时间长，要慢慢接触，而且搞案子牵人下来不能一个线两个线，如果我在身边，他说他搞这几个线子还要花一定的时间，我身边如果有这个线子的话，介绍一到两个给他，他搞了以后再把这个人整下来。在当地购买的毒品质量差，价格高，他找不到钱，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搞到，当时我还曾经给他们说，以后收到的毒品当中，特别是无主毒品中，我卡一点下来给你们发就行了，当时还这么说的。
王 志：你给他们的承诺？
周 鲲：当时是这么说的。
王 志：赚到钱怎么分配？
周 鲲：当时没有谈我自己的分配形式，但是李学军占三分之一，余明达说的是他要搞一个房子，苏兴昌买一个车子，余明达说的是他想办法通过他把我老丈人（他与我老丈人搞了一个煤井），亏的19万块钱，给我搞到手。
王 志：帮你填上。
周 鲲：当时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大概如果谈下来就是我得十几万块钱吧。
王 志：最后买这个毒100克，顺利吗？
周 鲲：因为我没去，据他们说，大概还是蛮顺利的。后来李学军中途变卦，因为一路上都是他携带，后来他打电话说，一看他就像个吸毒的，怕查，就让余明达和苏兴昌携带，这个时候我想他们两个从来没有搞过这方面的事情，万一在路上出事，一是自己不好交代，二是对不起他们两个人，我才下决心去给他们把东西运过来。
王 志：你是后来去的，你自己开车去的？
周 鲲：对。
王 志：你一个人开着车到昆明去接的他？
周 鲲：不，还有其他干警。
王 志：这一次就是这100克毒品，几个干警呢？
周 鲲：大概三个干警。
王 志：你怎么跟其他干警说呢？
周 鲲：当时我们在那边正好有一个线索，而且顾燎原这个线索也是摆在我们大队的议事日程上了。
王 志：你告诉他们是执行什么吗？
周 鲲：一个是接触特情小顾； 顾燎原，找到小马。
王 志：你能接触到小马吗？
周 鲲：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王 志：当他们发现接的是李学军？
周 鲲：他们没看到。
王 志：那就是你把100克毒品拿回来了？
周 鲲：对。
王 志：但是当时你来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性质应该是很明显的，你没有害怕吗？你没有担心吗？
周 鲲：当时买这个毒品的时候，和犯罪没有完全接上茬。当时怎么说呢，自己真正的想法就是把这个毒品购到以后，他们来就把他们牵下来打掉； 而且就在当地搞一些零包； 我就说搞这么长时间的毒品工作，对犯罪也好，搞案子也好，可能熟些，应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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