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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系列丛书-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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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一架飞机出了故障，必须返回基地检修！”下午2时许，一个坏消息又通过电波传到最后一架记者包机，大家的心不禁一阵紧缩。大家知晓，那架飞机里，坐着8名队员，走上北极点，是他们中许多人的宿愿。离极点仅剩一个多小时航程，一个历史性的良机，眼看着与他们失之交臂。
下午3时10分，冰面上一群黑点印入机上人员的眼帘。10分钟后，飞机在凸凹不平的冰面上“呼呼”蹦跳滑行一段，终于在雪地上插着的一面五星红旗附近停止了行进。
舷梯刚放好，机上队员一个接着一个飞奔下去。散在四处的冰上队员也吼叫着狂奔过来。身着各色羽绒服的双方队员们，相向跑近，没待看对方面孔，便伸一双臂，热烈地拥抱成一团。有的队员跳起来扑向对方，不料落下来时，脚陷进松软的雪地里，身子接着摇晃歪倒，又把对方一同拽倒在雪地上。红色与红色，红色与蓝色，蓝色与黄色，各种色彩搅和在一块儿，把个纯白的雪地，闹得热气腾腾。
五星红旗的落脚处，便是队员们确定的北极点，飞机在此附近可以停留1个多小时，乘此机会，我们可以好好审视一番这个具有特殊地理意义的地点。
这个被称作“地球顶巅”的地方，与冰盖别处似乎完全相同。雪，同样的白；冰，一样的蓝；空气，照样的冷。而且也看不出是“巅”。因为它根本就不比周围高。不过，它的地理内涵，却是如此丰富。
就是这个小小的点，犹如一只魔手，可把这颗星球上的所有经线，玩弄于股掌之中。经线是时间分区的依据，在这儿，没有了经线的分割，也就丧失了时间的区别。若在极点放置一张乒乓球桌，举行一场友谊比赛。那只小小的银球，可说是一会儿从昨天飞到今天，一会儿又从今天返回昨天。记者手持秒表，围绕旗杆疾跑一周，捏表一看，完成此次“环球旅行”，只用了3秒钟！
这儿只有一个方向，举目四望，都是朝南。记者掏出随身带来的今人仿制的中国最早指南针——司南，只见那具原本总是朝南的勺柄，此时你把它放在任何方位上，它不仅不再会自己转动，而且颓然倒下。
地理学意义上的北极点，既看不见，又摸不着。这只能用仪器才能测出来。今天以旗杆标志的极点，即为中国科考队员使用先进的GPS定位仪，通过接收多颗美国通讯卫星的信息，最后计算得出的。本来，这个系统的精确度为8米，也就是说误差不超过8米。可美国有关当局将这一系统由军用推广至民间后，担心它会给美国的安全招致祸患，于是耍了点小手段，把误差扩大至60米。不过，即便有了点儿误差，我们现在仍然十分接近于北半球地轴的所在地。
立足极点，举目四眺，冰盖广阔无边。四周除了白色，还是白色，辽远而空灵。此刻，我们的感觉，比第一次身置大海之滨还要痛快，整个儿心胸，无比开阔，无比舒畅。置身于这个纯净广袤的世界中，我们突然领悟：过去我们生活中触及的那些烦恼，那些愁闷，那些名利，那些荣华，都是那么的漂渺，那么的灰暗，那么不值一提。现在，只有我们的脚印，与我们同在！
一阵阵寒风，夹着雪粒，吹打在我们暴露在外面的皮肤上，也把雪地吹出了一道道皱纹。目睹雪纹，你会很容易联想起那波动的春江和有序的树木年轮。不过，这个银色的世界里，绝对见不到生命的痕迹。四周荒凉空寂中，只因有了我们，才显出了一点儿生气。我们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宣告，此时此刻，只有我们，才是这银色荒漠的主宰。我们真想向这冰雪王国大喝一声：“北极点，我们中国人，来啦！”
一个已经筹备好的庄严仪式，因为部分队员未能抵达极点而成为泡影。
站在极点的16名中国人，在雪地上排成几行，要把自己的身影与周围银白底色叠印在胶片上，作为永久的留念。大家面对着1万多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方向，展开了一面大幅的五星红旗，面容现出庄严与激奋的神情。这面红旗，是考察队员出发前，从天空门守旗战士手中接过来的。此时大家更掂出了它的份量。
一架架照相机，轮番操作，把所有在场的中国人一个不落地、清晰地收进底片：位梦华（国有地震局地质研究所）、赵进平（中科院青岛海洋研究所）、李栓科（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刘少创（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效存德（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刘健（中国科学院）、毕福剑（中央电视台）、郑鸣（哈尔滨电视台）、卓培荣（新华社）、孔晓宁（人民日报社）、叶岩（中国青年报社）、刘刚（羊城晚报社）、孙覆海（青岛日报社）、王迈（中国建材报社）、王卓（中央电视台）、吴越（中央电视台）。
随时都在运动并且不断分崩离析着的冰盖，不是飞机的久留之地。几架“双水塔”上的螺旋桨，又开始旋转起来。桨上几条黑道，在高速旋转中，形成了几个大小不一的句号。桨愈转愈快，句号愈“画”愈圆，愈变愈细，仿佛要摄去人的魂魄。厚厚积雪，被桨转动后形成的气流卷得纷纷扬扬，在人们眼前，形成了一片白雾。。告别了，北极点！
再见了，北极点！
飞机载着我们依依离去，我们对于北极点的无尽情思，却永远留在了那壮美的冰原之上。。征服珠穆朗玛峰喜马拉雅山系南极、北极，这是世人公认的两个人类的极限地域，不论是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环境及一系列的科学之谜，都使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畏艰难险阻试图去接近它，征服它。而喜马拉雅山，以它那无以伦比的高大身姿、雄壮威武的气势，被人称为世界第三极。为了登上世界最高巅，人类同样做出了许多艰辛的努力，留下了一串串无悔的攀登足迹。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再也无法找出能与喜马拉雅相匹敌的山系。这里，耸立着数千座能与安第斯山脉、帕米尔高原相比的山峰；这里，更存在着比安第斯山和帕米尔高原高出千米的奇观。在喜马拉雅山麓，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竟然能找到14座。
喜马拉雅山系不仅在高度上压倒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山峰，而且，它所盘踞的范围也大得惊人。喜马拉雅山脉雄踞中亚广阔的高地，绵延不断、重重叠叠的山峰，屹立在中国西藏、尼泊尔、不丹和北印度的大部分地区。被喜马拉雅山所盘踞的国家和地区，其海拔高度均在4500米以上。因为受季风的影响，这些地方不断地遭受强风和冰雪的侵袭，境内的道路在一年之中除几个月外，大多数时间无法发挥作用。住在这个高地的农夫、牧人，由于交通上的困难很少与外界联系。
数千年来，有着独特的山地文化传统的喜马拉雅山区居民们，一直对屹立在他们周围的巨峰抱有崇高的敬意。他们认为，巨峰那高不可攀的气势和隔绝人迹的险峻，其本身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他们相信，这里的每一座山上，都居住着神灵。
“喜马拉雅”在梵文中的意思是“雪的故乡”。从东到西，它拥有长达2500公里的冰川与雪峰。陡峭山峰，万仞冰川，地面被深深切割，峡谷深不见底。直至今天，这个雄伟的山系仍在继续着造山运动，从而引起强烈的河流侵蚀和轰轰烈烈的大面积山崩。从南到北，它包括四条并行的山带：外喜马拉雅山、小喜马拉雅山、大喜马拉雅山、泰迪斯喜马拉雅山，其中，大喜马拉雅山是山系的骨干部分，耸立于永久雪线之上，拥有9座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
世界最高峰
最早试图征服珠穆朗玛峰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1919年3月，英国的登山俱乐部组织人员向珠峰发起了挑战。但此后英国登山队向珠峰发动的8次冲锋，在整整18年的时间里，均告失败。但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其他地方，却传来许多登顶成功的消息：1930年，英国登山队登上了约翰逊峰（海拔7459米）；1931年，弗兰克·史密斯率领的英国登山队又登上了印度北部的克麦特峰（海拔7756米）；接着，高度在6700米以上的9座山峰，先后被由英国人、瑞士人、日本人、德国人和美国人所组成的远征队所征服。
尽管第二次大战阻断了英国人通向喜马拉雅山的路，但阻断不了英国登山家们的珠穆朗玛峰之梦。这座曾让英国远征队付出重大代价的世界第一高峰，一直被英国登山界深情地称为“英国人的山”。
1950年，法国人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8000米以上的高峰登顶成功的辉煌纪录（安那普鲁峰，海拔8091米），使得英国登山家们再也按捺不住了。第二年，英国登山俱乐部就组成了由军事家、登山家伊力克·希普顿为首的远征队，再次开拔到喜马拉雅地区。
这时，新中国已经成立，西藏已和平解放。为了保卫边境，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规定，任何外国人不经中国政府批准，都不得进入中国境内登山。
在这之前的1947年，尼泊尔当局则宣布对外国人开放边境。这样，希普顿的远征队开辟了一条新的珠穆朗玛攀登路线——尼泊尔境内的南坡路线。
希普顿凭借他丰富的军事侦察经验，查清了一条由南坡脚下通向顶峰的路线。这条路线必须先经过大片的孔布冰川，再从这座山峰的西面往上攀登。
在孔布冰川的上方有一段非常危险的冰瀑区，从冰瀑区往上是很深的龟裂口，再往上去，就是被称为维司坦克姆的狭长冰盆地。这是个长而狭窄的冰谷，沿着冰谷向上攀登，是征服珠穆朗玛峰最适合的路线。在这个冰谷的前面，是把珠穆朗玛峰与其他姐妹峰连接起来的长长的山脊。山脊的中央，就是被称作南坳的鞍部。登上南坳之后，是直达山顶的东南山脊。
在英国人完成对南坡的第一次勘察后，登山强国瑞士马上组成一支登山队伍，计划由南坡经南坳的这条路线，抢在英国人前面征服珠穆朗玛峰。
1952年的春天，由狄特玛尔率领的瑞士登山家们，在雪巴族杰出的攀登者丹增·诺尔盖的引导下，越过南坳，到达了海拔8540米处。这次行动，使他们清楚地探勘到从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具体路线。如果赶上两个好天气，他们就很有可能登顶成功。但是，他们并不走运，坏天气使得他们功败垂成。瑞士登山队当时带着氧气，但他们未能很好地控制氧气的流量，致使氧气过早地用尽而丧失了与暴风雪抗争的能力。
隔了不到半年，1952年10月，瑞士人第二次远征珠穆朗玛峰。这一次他们还是没有交上好运，肆虐的暴风雪又一次把他们从海拔8100米的高处击退下去。
瑞士人抢在英国人前面拿下珠穆朗玛峰的愿望落空了，但是，他们为以后的挑战者们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经验和资料。
1953年，英国登山俱乐部又一次派出珠穆朗玛峰远征队。
这是英国人的“背水一战”，因为雄心勃勃的瑞士人和法国人宣布他们都已组成了强大的登山队，准备在1954年和1955年征服世界最高峰。英国人能否夺得地球之巅的初登胜利，全看这一次的努力了。
只能成功，不许失败。英国登山队在装备和人员配备方面都作了极其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他们选择登山预备队员，在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技术和身体训练之后，又从100多名预备队员中选出8名正式队员。与此同时，他们根据法国人在征服安那普鲁时的装备特点，改进了他们的登山装备。领队约翰·汉特，经过多方努力，请到了一年前曾为瑞士队担任向导的雪巴族人丹增·诺尔盖和通杜普等人，并吸收丹增·诺尔盖为正式队员。
约翰·汉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家，早在二次大战以前的1935～1938年，他就多次参加过英国喜马拉雅和喀喇昆仑的登山探险队。他卓越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在英国登山界享有盛名。
汉特决定使用去年瑞士队的路线，使登山队在人力、物力和路线上都得到充分的保证。
在汉特的指挥下，英国登山队在海拔5490米高处设置营地，然后，又从这个营地一直到海拔8000米的南峡谷，连续设置了8个补给品营地。每设立一个营地，汉特都给予队员和搬运工充分的休息时间，以便让大家适应高海拔地区的气候。终于，他们来到了冰塔林立的冰瀑区。汉特等提心吊胆地通过了冰瀑区。过后，他们回想起来仍然后怕，于是，他们把这个冰瀑区命名为“鬼门关”。
直到抵达维司坦克姆冰盆地为止，汉特采用的都是上次瑞士队用过的路线。接下来，汉特根据队员们的意见，决定采用一条新路线，这要比瑞士队攀登时绕更远的路，但较为安全些。
他们在南峡谷搭设了第八座补给营地。这时，全队人员已经疲惫不堪，有的因不适应海拔8350米的高度，开始出现头疼、目眩、心动过速等高山病的症状。根据队员们的身体状况，汉特不得已把原定的6人突击组减少到4人。这4个人又被分为两个小组。第一组由科学家波提隆与医生艾文斯组成，第二组则由印度籍的雪巴族队员丹增·诺尔盖和新西兰籍的养蜂专家埃德蒙特·希拉里为成员。
5月26日清晨，波提隆和艾文斯首先出发突击顶峰。他们一直攀登到黄昏时分，终于看到了珠穆朗玛最后的山脊线，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不料这时，他们的氧气却用完了，只好遗憾地折返。
5月27日，连续几天的好天气突然变坏，风雪交加。希拉里与丹增忧心忡忡地望着帐篷外的天地，暗暗祈求老天爷能让风雪停止，使他们的行动不至于中断。
第二天，云层果然散开，天空又有了阳光。丹增与希拉里兴奋异常，赶忙准备装备，立即向峰顶出发。他们先把物资搬运到海拔8500米处，把帐篷搭设在山脊斜面的岩棚上。当夜，他们在这里宿营，为了节省氧气，留到第二天行动时用，睡觉的时候尽量不用，所以他们很难入睡。
5月29日，天气晴朗，他们在早上6时30分就出发了。在前方接近山脊的地方，复杂的地形让积雪掩盖住了，他们不得不时常离开路线在积冰的斜面上攀登。历尽艰险，两人总算渡过了这个难关。在这期间，他们的氧气瓶曾一度失灵，无法操作，让他们担心了好久。
希拉里在事后说：“我们所顾虑的唯一问题就是氧气。担心它究竟能维持多久？能够供应我们上顶吗？下山时，氧气够用吗？这个问题一直盘旋在脑海里，使我们惴惴不安。”
离珠穆朗玛峰顶越近，浮雪也越深，行动起来就更加吃力。希拉里由于过度疲劳，行动很困难，他每走一步都要留在雪地上大口地吸氧气。他和丹增·诺尔盖轮流在前面开路，两人之间保持有六七米的距离，你走我停，我走你停，差不多一分钟才能走完一步。
忽然，他们发现在前方约12米处，有一座雪梁挡住了去路。雪梁的一侧是令人目眩的绝壁，另一边则是深深的积雪。顿时，丹增·诺尔盖与希拉里感到进退两难。但是，他们不甘心在峰顶即将到达时放弃登顶。
“一定会有一条路的。”丹增说。
“我也这么想。让我先来试一试。”
希拉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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